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挖掘出下列價位、菜單、推薦和訂位總整理

民主政治制度的思考

為了解決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問題，作者施正鋒 這樣論述：

　　由威權走向民主，是為了要確保人民的自由。匈牙利民族詩人裴多菲．山多爾的名言「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此刻聽來彌足珍貴。其實，除了本身存在固有的價值，自由同時也是達到其他更崇高目標的不可或缺條件，譬如每個人的自我實踐。在諸多基本自由當中，又以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及媒體自由，是民主的最後一道防線。   　　本書從憲政改革、憲政體制、公投制度、政治整合、文化自治、罷免制度、代議政治等不同面向，探討、思考民主政治制度的現狀及展望。

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臺灣各政黨對中國大陸配偶的看法與政策比較

為了解決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問題，作者李瑞清 這樣論述：

中國大陸配偶為我國新住民中人數最多的群體，但因兩岸特殊的歷史發展，中國大陸配偶在各項權利上的限制較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嚴格；而在過往相關議題的研究中，多從法律規範、政策執行或中國大陸配偶本身的感受與意見進行討論。然而，我政府對中國大陸配偶權益的放寬與否，追根究柢之因仍受執政黨、各政黨對兩岸關係看法所影響，亦隨著兩岸關係的情勢發展而變化；此外，由於中國大陸配偶權利面向涵蓋廣泛，因此本論文將主要關注焦點置於「取得身分證」、「服公職權」與「結社權」，並以「群際接觸理論」對中國大陸配偶在臺生活權益進行檢證。是此，本論文以曾經執政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及自1987年解嚴後在立法院曾獲3席以上的政黨且迄今仍運

作者，擇定政黨幹部與立法委員共15人進行訪談，並討論與比較臺灣各政黨對中國大陸配偶在上述權利議題的看法與政策。本論文首先探討兩岸關係發展與對中國大陸配偶的政策變化，暨規範中國大陸配偶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在歷任總統執政時期的修正內容；並更細緻地梳理執政黨與各政黨在與本論文討論議題相關的立法與修法過程之提案與看法，以及說明相關法律、行政部門函釋對中國大陸配偶的現行規範。接續透過訪談資料與文獻對話，歸納與分析臺灣各政黨在研議或制定與中國大陸配偶相關政策的看法和意見；而後除檢證「群際接觸理論」在此議題的適用，並從法制面與實務面檢討與中國大陸配偶相關議題之修法和政策制定。本論文的研究發現

，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即使兩岸往來人數與互動漸增，但由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反而中國大陸配偶背後所代表的原生國籍（戶籍）被更為強化，致使透過群際接觸以消弭偏見或減輕敵意的條件實為匱乏。第二，中國大陸配偶所適用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多以「管制」內容規範，致使其權利保障不若我國人民，甚至低於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第三，各政黨的受訪者可能因其背景、主觀想法，致使其對中國大陸配偶相關權益的看法與政策有所不同，但同政黨人士對該議題所持的基本原則無太大差異。關於修法與政策建議，首先，本論文提出三點修法建議：第一，中國大陸配偶同外籍配偶為婚姻移民，且近年中國大陸配偶申請居留與定居人數漸少，中國大陸

配偶取得定居資格年限與條件可修改與外籍配偶相同。第二，以「年限」做為中國大陸配偶服公職之限制非為解決問題之關鍵，應以公職所職掌之「事務性質」為標準區分，並排除曾任或現任中國大陸相關機關（構）之職務與成員，以及落實安全查核機制，其餘公職與教職可比照外籍配偶。第三，在有關中國大陸配偶的結社權議題，政黨因屬政治性較高的團體，應仍以設籍後始可加入政黨，但若要成為政黨發起人或黨職相關人員可排除曾任或現任中國大陸相關機關（構）之職務與成員，以及落實安全查核機制，其餘規定可比照外籍配偶；而工會與社會團體的政治性較低，應在中國大陸配偶持依親居留證期間即可加入，其餘規定亦比照外籍配偶。其次，政策建議主要為以下兩

點：第一，成立「新住民委員會」，因隨著新住民與第二代子女人數日漸增加，目前雖已有「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但新住民事務權責仍按事務性質分散於各機關，無法即時與真切解決新住民在臺生活問題，而若成立專責部會機關，更可全面推動新住民相關政策與立法，以真正落實新住民的權益保障。第二，以我國人口結構觀之，非本國籍配偶人數已近於原住民族，但目前新住民擔任立法委員僅有兩例，且皆因政黨將其提名於不分區立法委員的安全名單中而當選，因此建議增列「新住民不分區立法委員之保障名額」，以期對相關議題能有更深入地檢視與政策研議。

絕筆集

為了解決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問題，作者彭明敏 這樣論述：

　　老而繼續寫文章，會有一種思慮，有浮雲似的在腦內一角閃過去，這會不會成為我最後的文章，這浮雲愈老愈濃，但仍然寫了不少短篇文章出版。總稱為「絕筆集」，雖似有矛盾，意思是到了這年紀，每次執筆都有絕筆的感覺。――彭明敏 　　高齡九十八歲的彭明敏教授，即使年事已高，對於摯愛的台灣，仍然不間斷的提出諍言，期許國家能再更往前邁進，一如提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時的初心。 　　灼灼洞見，忠言逆耳，然卻是彭教授最真實的向望。看到台灣近來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提升，彭教授有這樣的感想：東京奧運期間，台灣選手不管名稱如何，跟全世界各國選手代表們公開、平等、公平、國際的競爭中，如此加強台灣住民

對本土的認同。中國以及全世界政府和人民也證明不管名稱如何，已經接受一九六四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開頭第一句：「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原民．原名－戰後原住民／族正名的法律動員史

為了解決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問題，作者江明峰 這樣論述：

本文探究戰後原住民／族正名動員史，範圍包含「山胞」正名為原住民的稱呼正名、各族別的族名正名、原住民個人的名字正名，以及中華民國行政區劃下的原住民地區地名正名。原住民／族如何理解、運用法律來為正名主張動員？法律又如何影響人們的論述框架使訴求獲得推展？本文以法律機會結構的改變作為歷史分期的依據，分別以1945年到原權會成立的1984年、原權會成立到1997年憲法承認集體權，以及集體權承認後至今（2019年）分期討論，並以史料分析的歷史探究法回答上述問題，此外，本文亦以批判種族理論有關法律建構種族的討論、利益聚合的視角檢驗正名行動的過程與成果。 原住民／族正名的想望來自污名、錯誤命名與恣意命

名的傷害。本文發現原運組織化前的正名動員，主要動員議題為稱呼、名字正名，其中，地方自治法規範下的形式選舉要求及1954年省議會改採直接選舉的變革，共同擴張法律途徑。稱呼正名的主體以政治菁英為主，地方議會／代表會則與行政機關共同協力「山地同胞」名稱的成形，此際，法律途徑雖擴張但仍舊操持在統治集團手中，至1980年代黨外立委紛紛以「高山族」主體名稱提出草案，係有意識地採用原住民自我稱呼的主張。名字正名則以個人行政動員為主，舉凡用字謬誤、一家多姓等情形皆被挑戰，調整用字的情況容易的被接受，但涉及更改姓氏則曾被接受而後招致反對。 1984年原權會成立開啟集體動員的時期，促成原權會成立的黨外、長老

教會軸線更於日後延續盟友的角色，提供資源、人力上的協助，黨外政黨化後尤然，將議題帶入立法院、國民大會。此外，憲法運動所開啟的法律途徑吸納原權會進入，在權利倡議上原權會雖無法外於憲法運動給予的框架，卻又回頭影響憲法運動對原住民權益的保障。名字正名則因國會全面改選所提供的法律途徑，將原先個人挑戰戶政機關的法外動員，逐步向立法遊說推移，1995年《姓名條例》的立法論爭引出多元的法律構框，顯現法律途徑的開啟既為倡議者所用，亦為保守者所用，但統治集團不再能如上一個時期操持法律途徑。地名正名則因湯英伸事件（1987）的發酵，人們將原住民污名感受與吳鳳鄉正名連結，並成為原權會解嚴後首個正名議題，亦因著地方自

治而來的權限歸屬，地名正名的戰場從中央轉回地方，吳鳳鄉境內各村舉辦村民大會，由下而上討論吳鳳鄉更名。　　有別於此，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確立原住民族集體權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人權立國成為政府的執政方針，輔以吸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的新夥伴關係協定及再肯認協定，法律資源開始逐漸多樣。族名正名在因為族稱不妥而來的正名除了仰賴政府協助舉辦座談會外，原住民族以族群為單位創辦的雜誌、週刊成為重要的對話場域，法外動員是主要的動員模式，以之凝聚共識，而從已核定族別獨立成族的正名行動觀察，當民族認定漸漸出現不成文的標準程序後，後續正名的族別遂逐漸放棄立法遊說，行政遊說的對象也開始限縮至特定部門

，法外動員的型態則因專家學者認定模式而成為必要之動員。 此外，名字正名在二度修法後擴張原名表彰的方式，重新提供原住民個人行政遊說的法律資源，但行政機關對於尊重文化慣俗與否是變動的，由誰來定義傳統、傳統是否不可變動則是被懷疑的。最後，地名正名則因原運上一個時期創設的法律機會結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來的運動者進入原民會成為行政盟友，開啟山川傳統名稱的調查，但2007年那瑪夏鄉（區）的正名不真正由下而上，反而仰賴地方機關主張正名的原住民行政人員推行，其後的結果反映出與吳鳳鄉正名不同的情緒反應。　　本文發現無論是憲法增修條文的訂定、《姓名條例》的修正、族名正名的成果皆符合優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

利益聚合因而獲得進展，包含藉由接受原住民一詞來取消其他權利保障與破除族群分類；姓名的放寬使用，仍舊是不使漢人不便的放寬，僅以羅馬拼音表彰名字的倡議始終被拒，族名正名則使欲正名族別需符合國家所要的族群特色，並實質上以未讓原住民人口增加的族別認定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