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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北斗街新式教育發展之研究(1895-1945)

為了解決北斗肉圓彰化肉圓差別的問題，作者許嘉伃 這樣論述：

北斗的地方發展深刻了影響了北斗的文學風氣，北斗街上的老建築歷經時間的洪流仍然栩栩如生，文風鼎盛的北斗，奠基於日治時期的教育發展，因此此篇研究起始於北斗的歷史背景，由清代研究北斗的發展背景，再進一步探討經濟所帶動蓬勃發展的文風，逐漸在教育史上嶄露頭角的北斗街，更隨著北斗陳姓、林姓等各世家大族對北斗教育的貢獻，引領北斗人民開始重視文教發展。日本勢力進入臺灣後，臺灣的文教設施進行大規模的更改，由過去總督府發布的府報中可循序得知教育在日治時期的異動與演進，日人雖採取差別待遇、隔離政策等方針在臺灣島實施教育，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同時帶領臺灣教育走向現代化，並奠定教育制度的基礎，日治時期的教育制度經過不

斷的調整與更迭，在日治末期北斗郡的教育已燦然大備，而戰後的教育僅依循著日治時期的基礎再發展而已。日式風格的課堂上開始教授禮儀、裁縫、衛生、日語等課程，進一步而言，一九四三年總督府推行的義務教育，更使臺灣學童的就學率更大幅提升，以上所述皆為日治時期對臺灣教育的顯著貢獻，民間更流傳著「北斗有三員，警員、教員、肉圓」的俗諺，由北斗街教育在北斗郡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及可推論日治時期的北斗文風的興盛並非浪得虛名。北斗的教育發展奠基在日治時期，但前人研究對於日治時期北斗教育的著墨卻不在多數，若想窺探北斗日治時期的教育發展，一般多由北斗鎮志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的研究入門，但筆者實際研究後發現，因北斗鎮志成書已久，

資料較為老舊，所需勘誤之處也甚多，例如本書第四章及主要著墨於一手教育史料與北斗鎮志中之有所出入之處，因數據方面例如國勢調查、學童在籍學生數或者其他檔案資料北斗鎮志主要多引用原始一手史料，所以有所出入之處較少。然而，各級學校歷任校長的任期因並非一期、一卷或一頁之內容可拼湊而成或直接紀錄，因此筆者發現關於各級學校歷任校長的錯誤度最高，除了任期方面可能有誤，甚至有將非校長誤植為校長之嫌，例如許百鑄、河田多賀吉等。更甚者，將校長名字記錄錯誤者也不在少數，因此筆者即藉由此論文的研究，針對上述之錯誤，一併進行研究與探討，期盼能提升日治時期北斗教育研究之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