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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台灣史套書：用影像和文字記錄台灣的過去與現在(共五冊，隨書附贈「日治時期寫真館明信片」一組七張)

為了解決善菓堂松山的問題，作者簡永彬,高志尊,林壽鎰,徐佑驊,吳奇浩,王惠君,彭威翔,蘇碩斌,林月先,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徐明瀚,陳家豪 這樣論述：

圖說台灣史， 用影像和文字記錄台灣的過去與現在 ※隨書附贈「日治時期寫真館明信片」一組七張※ 　　套書共五冊。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 　　乘著寫真館的時光機遨遊臺灣， 　　從寫真了解臺灣，重建昔日生活場景與共同記憶。 　　◆在日治時期的臺灣，由於攝影技術和文化的普及，寫真館（照像館）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攝影不僅開啟民風在民間蔚為風潮，官方也委託民間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記錄臺灣並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 　　◆臺灣攝影第一個繁花盛開的時期，逾300張珍貴的照片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大眾生活的樣貌。 　　西方攝影術發明至今已180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日治時

期臺灣有一群攝影師，這些人可不是拿著大砲拍小模的外拍部隊，他們是受過專業攝影訓練，埋頭研究技法的家裡蹲。「三原色碳膜轉染印畫法」、「漆金祕法」是他們與日人寫真館分庭抗禮的不傳之祕。這些攝影專家平時喜歡在寫真館內玩自拍，也喜歡拍攝扮裝的女人。他們是臺灣攝影技術的源頭，將生命的熱情與精力注入鏡頭中，刻印出當時人們的生活景致。 　　這是臺灣攝影第一個繁花盛開的時期，豐富而珍貴的照片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大眾生活的樣貌，再度凝視那個人才輩出、創意無窮的年代。《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改編自2010年《凝望的時代》展覽專書，重新編輯並增補數篇從臺灣史角度書寫之專文，以及作者新近的採集和研究，如業餘

攝影家李火增、謝金俊等，以臻至完整。 　　本書從臺灣攝影的源流和先行者開始追溯，繼而敘述日治時期攝影術和寫真館的蓬勃發展、寫真館的特色與庶民記憶，並詳述臺灣總督府如何藉由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記錄臺灣並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本書也從技法、材質、觀念等面向探討寫真師的創作，將寫真師與攝影名家並列，更從風格的角度賦予寫真館攝影的獨特定位。這本少見綜觀臺灣寫真歷史圖文並茂的著作，堪稱臺灣攝影史詩鉅著。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 　　四百年前大臺北地區人煙稀少，觸目所及多為荒煙蔓草的景象。臺北如何發展到今日繁榮的盛況？本書透過歷史文獻、照片、建築圖、

地圖和實地訪查，構築起臺北的發展脈絡。 　　十八世紀的臺北不似今日，當年天龍國沒有龍，只有羅漢腳。漢人隨著航運移居至此，開闢土地，興建寺廟、形成街市。從清代的開拓、日本的建設到戰後的發展，留下許多精彩故事與經典建築。 　　本書作者透過歷史文獻、檔案資料、舊照片、建築圖和地圖或石碑等遺物，加上實際走訪調查，從實際留存下來或留存於影像中的建築和街景，及曾經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故事，以清代、日治時期到戰後的時間軸，串起臺北都市空間變遷的過程。從新莊、萬華和相鄰的西門町地區，到北邊的大龍峒、圓山和劍潭，作者將臺北分成四個地區，從重要建築的興建、時代的背景和市街的發展，來看各地區空間發展的故事。 　　

新莊最初因稻米生產和外銷而興起為市街，在日治時期市區規劃後街屋新建立面牌樓，從留存的構造和裝飾可以想像曾經有過的繁華。萬華的名稱來自舊名艋舺，這裡曾經是原住民駕著小舟往來淡水河邊的港口。由於大陸移民及兩岸貿易往來，萬華繼新莊之後發展成熱鬧的市街。清代興建寺廟和市街，經過日治時期的規劃，紅磚街屋櫛比鱗次，擁有全臺灣學生人數最多的小學。其中「剝皮寮歷史街區」仍保存清代街道的樣貌。 　　西門町原來是窪地，日治時期開始興建街屋，日本商人在此經營各種商店，提供來臺日人生活所需，開啟了西門町的商業發展。窪地填高後形成新市區，西門町日益熱鬧，轉型為時尚區。大龍峒、圓山和基隆河對岸的劍潭地區山明水秀，從清代

以來就是關係密切、共同發展的地區。清代時同安人在此定居，興建四十四坎街屋和保安宮，日治之初日本人設立圓山公園及對面的臺灣神社，後來民間也興建孔廟，在今天成為花博公園和圓山大飯店等重要地標。 　　從建築的興建過程及其建築特色，可以知道這四個地區因開發時間和所在地理環境而有不同的地區特性。本書構築臺北歷史、建築與空間的發展脈絡，細說臺北從清代的開拓、日本人的西化與和風建設、戰後的發展、家族崛起的故事、產業轉換與公共政策的發展過程，帶領讀者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見證這段地虎變天龍的歷程。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制服從何時開始？有什麼意涵？ 　　制服如何成為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 　　

本書揭開「制服帝國」的身世之謎。 　　制服是許多人成長的共同記憶，也是最令人難忘的身分印記。臺灣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穿著制服？卡其制服從何時開始流行，讓臺灣在戰後戒嚴時期成為卡其制服帝國？回溯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下，逐步換穿各式標準服裝。 　　在日治初期二十年間，臺灣各級學校的制服百花齊放，日籍學生著和服，臺籍學生穿長衫，原住民穿「番服」，呈現多元雜糅的面貌。一九二○年代以後殖民政府強化控制力，洋式制服與當時流行的洋服同步，逐漸成為官方認可和推廣的學生制服。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制服也因應戰爭的需求與氛圍，而有「國防色」（卡其色）和「迷彩裝」式的學生制服。 　　透過本書的描繪，制

服具體而微地成為我們可以辨識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作者也觀察到，日治時期學生制服的變化，與日本的殖民政策、教育制度、民間社會的服裝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制服的配件、學校對制服的服儀檢查、當時制服的價格、購買力，以及各個角色對於制服的觀感，也是本書關心的面向。想看看母校在日治時期的制服是什麼樣子？一百年前臺灣學校的制服款式，都將在本書中呈現。 　　★《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這裡是清代的「府前街」、日治時期總督府前的「本町通」；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總督府成為總統府。 　　重慶南路見證了近代臺灣的權力交替與政經流轉，也帶動了附近區域的發展； 　　重慶南路是政經樞

紐之路，也是充滿故事的道路。 　　臺北城中故事發生的舞台大抵在清代臺北城的範圍，涵括今天的館前路、重慶南路、衡陽路、中華路、博愛路，日治時期的表町、本町、榮町、大和町、京町一帶街區。這些街區在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後，逐漸展現出現代化城市的面貌。這一帶商業活動蓬勃鼎盛，茶葉、圖書、銀行、藥品、攝影器材、百貨等百業聚集一應俱全，好不熱鬧。在城中故事裡，文史專家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蘇碩斌、林月先、徐明瀚引領讀者進入城中各個階段由生至衰、由沉潛再次轉型的軌跡。 　　城中重要的道路──重慶南路，是交通輻輳之地，緊鄰總統府、西門町、臺北火車站，與西門町、中華商場，形成一大商圈。這條路在清朝的舊名為「府

前街」、「文武街」，在日治時期稱為「本町通り」，到了1947年重新命名為「重慶南路」。雖然只有短短三公里，卻曾經是政經文化的樞紐，連結起城中的繁榮，在1970-80年代達到顛峰。 　　在日治時期，因應都市計畫需求而形塑了現代風景，經過兩次市區改築，建築街景大致已形塑。1910年代市區改築時興建了臺北消防組、攝津館、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在1920年代後期則設立了辰馬商會、日本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新高旅館、西尾商店、辻利茶鋪、新高堂書店、臺灣銀行、總督府、臺北高等法院、民政長官官舍、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等。在近二十年的拓展過程中，重慶南路的建築街景與地標於焉成形。 　

　在1980年代以前，重慶南路書店林立，聲勢壯大，文字與思想在此匯聚交流，成為全世界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一條街。而書店街的歷史啟動器，就是來自日治時期的「新高堂」，1898年起創辦人村崎長昶從小型文具商發展為書店龍頭，於是新高堂書店、西尾商店、新起町一帶的東陽堂和鹿子島等，及榮町的文明堂、杉田等書店在一百年前形成書店街，並進行空間大改造。除了本町通和榮町通的日文書店外，大稻埕太平町也曾經發展出另一條書店街，如蔣渭水的文化書局、連雅堂的雅堂書局、謝雪紅的國際書局，儘管曇花一現，卻都是日治時期新文化傳播的重要據點。 　　戰後，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老字號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以

及經銷教科書的臺灣書店、戰後第一間本土創辦的東方出版社、迄今仍具規模的三民書局、被譽為那個年代最好的文星書店……，都匯聚在重慶南路這塊沃土上。書街上各種知識與各式風景相互混雜。這些書店各有專擅，成為各個世代重要思想養分的汲取地。在白色恐怖時期，重慶南路書報攤是禁書的流通點，滋養並啟迪了黨外政治與思想。從臺灣書店、東方出版社，到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民書局等編修辭典起家的書店，再轉到武昌街明星咖啡館的文化社群，街道騎樓上周夢蝶書攤子、禁書書攤和文星書店，蔚為一片生態盎然的書森林，作家季季因此寫下：「文星和明星，印刻了我來臺北後最早的寫作記憶。成為我日後不斷想要重返的生命場域。」還有西西：「經過

周夢蝶的書攤子的時候，我們停下來看看有沒有甚麼書店裡不可能再找到的詩集。譬如：一些很舊的詩集，流速緩慢、流域不廣的詩集，靜默的詩集，等等。」曾幾何時，這片茂盛的書森林逐年凋落成零星的枝葉，令人不勝唏噓。 　　位於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的星巴克，在日治時期曾經是「茶苦來山人」三好德三郎的辻利茶舖。三好德三郎在此販售老家的宇治綠茶和臺灣的烏龍茶，透過參與一場場茶葉共進會、博覽會，投入大量的行銷廣告，讓臺灣烏龍揚名國際。這位居臺四十年、埋骨台灣的日本名流也積極參與公益與政治活動，穿梭於官民之間調和鼎鼐，讓人們看到這位有「民間總督」之稱的三好德三郎精彩鮮活的人生。 　　走到中華路，戰後隨國民黨政府撤退

來臺的軍民在1950-60年代於中華路鐵道旁搭起棚屋聚落，進行商業活動。棚屋拆除後，1960-80年代在新建的八棟「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中華商場聚集成繁華的景象，各式商品、各路人馬在此川流不息，形成中華路和中華路兩側地景與庶民生活變遷史。在中華商場裡的家鄉味餐館、學生制服訂製店、電子零件行、唱片行等商店，帶領人們神遊那段經濟起飛的年代，令人玩味。　　 　　本書時序涵蓋清領、日治至今，每頁故事既個別又半透明地相互疊合，其中的街廓紋理、城市歷史、建築、人物、產業都交互滲透在每個時代的切片裡。雖然現在重慶南路上旅館、藥妝店、餐廳取代了昔日的人文景觀，但過往仍一直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成為一幕幕生動的場

景。昔日勝景不再，逝去的城區地景與記憶也無法逆轉，所幸我們仍可透過書籍的出版，重新捕捉重慶南路街區的歷史細節，比過去更了解過去。 　　★《從臺車到巴士：百年臺灣地方交通演進史》 　　人力轎子、兩輪牛車、四輪汽車、多組路輪火車、輕軌電車、高速鐵路…… 　　一百年來臺灣地方交通的演變就是一場革命！ 　　可否想像，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牛車與轎子曾經是臺灣這塊島嶼最主要的人貨運輸工具？一百年多來，臺灣的地方交通一日千里，從有限的人力、四腳獸力、蒸氣力到無汙染的電力，陸上交通的演變就是一場革命。人力轎子、兩輪牛車、四輪汽車、多組路輪火車、輕軌電車、高速鐵路……，不論是劉銘傳從中國引進蒸汽火車、日治

時期縱橫臺灣南北的縱貫鐵路，或是今日風馳電掣的高速鐵路，都在在改變了臺灣的地景，也牽動了臺灣人的交通習慣，而交通形式的改變更深深影響了臺灣社會的發展。 　　從人類交通文明史來看，可分為傳統型個人交通工具、半近代大眾交通工具、現代型大眾交通工具，有的幾乎在同一時間登場。　　　　 　　轎子是清代臺灣最主要的客運業，而牛車是最具代表性的貨運業。臺灣的轎子是漢人入臺時引進的，為了配合臺灣的地形地物而顯現出「輕巧簡易」的一面。牛車在臺灣又稱「板輪車」，據說在中國沒有臺灣牛車這種交通工具，盛傳是在荷蘭時代從東南亞引進臺灣。臺灣牛車的形制是兩輪，由三片木板拼成，相當於一個成人的高度。由於清代臺灣路況不佳

，遇雨即泥濘不堪，如果不到這個高度，車輛勢必會被卡住。另外，臺灣西部平原河川、溪流眾多，當水位較低時，牛車可運用此一高度的優勢，直接渡河。 　　清末以後，臺灣引進了人力車、臺車等「半近代大眾交通工具」。人力車的發源地是日本，這項交通工具出現在明治維新時期，同樣與日本的近代化有關，但卻是典型的「和製新事物」，用來滿足日益增加的市鎮或都市人口移動的需求。就在1888年，劉銘傳從中國引進人力車到臺灣。 　　由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的經驗來看，都市化的出現和都市人口的暴增，成為大眾交通工具出現需求的重要背景。第一代大眾交通工具大多為馬車、馬車鐵道等非機械動力者，第二代大眾交通工具則普遍以第一代為基礎改

良而來，改良的重點是導入機械動力。以歐美而言，主要是從馬車鐵道轉型為蒸汽鐵道、電氣化鐵道與市區電車；以日本而言，則是馬車鐵道與人車鐵道，轉型為蒸汽鐵道、電氣化鐵道與市區電車。 　　十九世紀時，歐美各大城市盛行馬車鐵道，但臺灣未曾出現馬車鐵道，卻大量鋪設了馬車鐵道的孿生物――人力輕便鐵道。所謂人力輕便鐵道，是由人推行固定在軌道上運行的車輛，就像礦場的礦車。十九世紀末，日本的大眾運輸廣泛運用人力輕便鐵道，之後再引入殖民地──韓國與臺灣，其中以臺灣使用密度最高、存在時間最久，從而誕生了交通運輸業的百年企業。 　　「現代型大眾交通工具」是指進入機械動力領域後的交通工具，如鐵道、巴士、電車等。臺灣鐵

道濫觴於清代劉銘傳的鐵道建設，但這段鐵道無法達成貫通全島的初衷，僅完成基隆到新竹的「區間」，因此成為臺灣最初的「現代型地方交通工具」。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在劉銘傳建設的基礎上繼續完成縱貫鐵道及其支線淡水線，再將臺北市區切割成三大部分。而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努力地想完成市區鐵道高架化的工程，但因無法籌得足夠的經費，最終先完成了樺山貨車站，另外也興建了製糖鐵道，並鼓勵臺北鐵道株式會社、彰南鐵道株式會社和臺中輕鐵株式會社等民間鐵道公司的成立。 　　地方交通，特別是都市交通，需要班次密集、機動力高的交通工具，於是人類開發出將機械動力裝設於車廂內部的軌道型交通工具，而市區電車可說是專門為了都市交通所產

生的產物。在臺北捷運出現以前，臺灣幾乎未出現過都市軌道交通系統。不過，早在二十世紀初期，臺灣社會已經開始思考建構軌道系統，以滿足快速成長的都市交通需求，後來演變為一波又一波市區電車鋪設的風潮；此一風潮並未因臺北捷運的興建而結束，反而在近期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以及各主要都市的「輕軌」建設獲得延續，橫跨百年。 　　臺灣汽車運輸的基礎擘劃於日治時期。不過，戰前日本帝國的陸運政策是以鐵道為主，汽車運輸附屬於鐵道部門之下，這樣的情況在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之後，徹底獲得翻轉。戰後臺灣在地方道路系統，相較於二戰以前，最重要的突破是「快速公路」的興建。經過大約一百年的時間，臺灣交通建設飛速發展，各級公路交

織出完備道路系統、環島鐵道網、時速超過三百公里的高鐵、六大都會區大眾軌道系統或鐵道地下化、前瞻基礎軌道建設、市區環狀鐵道等議題，都受到熱烈的討論。 　　臺灣下一個百年的交通將會是什麼樣貌？本書細說一百年來臺灣地方交通的演變歷史，交通工具的日新月異和萬千風貌，在本書中再現風華、展露無遺。 名人推薦 　　《凝視時代》 　　林祟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林志明（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焦糖／陳嘉行（知性藝人） 　　蔡錦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鄭麗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 　　蔣伯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灣

藝術檔案中心主任）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 　　李乾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客座教授） 　　邱博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 　　洪致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郭英釗（九典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黃俊銘（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劉淑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退休教授） 　　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呂紹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蔡錦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 　　劉揚銘（制服文化研究者、作家） 　　《臺北城中故事》 　　王惠君（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所教授） 　　文自秀（有度出版社社長、藏書家） 　　石芳瑜（作家） 　　邱翊（台北城市散步執行長） 　　陳建守（「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從臺車到巴士》 　　李為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洪致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主任） 　　黃紹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兼院長） 　　蔡龍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董事長） 　　

（依姓氏筆畫排列） 各界推薦 　　《凝視時代》 　　「由寫真了解臺灣──以文字描述加上想像，遠不如具體的圖像呈現容易明白，因此照片一直是了解過去最重要的利器。十九世紀末歐洲攝影師、殖民者、本土寫真師照片已成為臺灣學者研究早期臺灣攝影史的對象，其中最出色的是中生代的簡永彬先生。我讀過他所編的《凝望的時代》，印象深刻。本次出版的書不僅照片驚艷，還有層次地敍述日治臺灣攝影史的源流、寫真師及其祕技，也特別處理到寫真師、殖民者以凝視的眼光所拍成的照片，最後附有攝影年表，是一本實用、研究兼具的好書。簡先生用照片寫歷史，而我過往只用照片來映證日記的敍述真實，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敬佩之餘謹為之序。」──許雪

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2010年出版的展覽專書《凝望的時代》是當時少見綜觀全局的臺灣寫真歷史，尤其聚焦日治時期營業寫真館及業餘寫真家的歷史與作品。此後日治時期臺灣寫真家的作品越來越受注目，簡永彬先生更持續深耕，全方位地進行寫真家作品的收集、整理、保存，多次策劃展覽，讓許多攝影前輩的作品廣為人知。2019年本書終於重新編輯和增補出版，其中添增近年簡永彬先生田野收集的資料，可說是2019年臺灣攝影史詩級鉅著，讓大家再度凝視那個臺灣寫真人才輩出，創意無窮的年代。」──鄭麗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是近年臺灣攝影史所見極重要的突

破。此書原是作者簡永彬老師蒐集累積的大量攝影檔案所做的策展，現在加入數篇專文並改寫為專書，堪稱一部豐富的臺灣攝影小史。他將過去較少被重視的寫真館師傅，與攝影史上的名家並列，納入了攝影的美學殿堂，更從風格的角度，賦予早期寫真館攝影一藝術史的獨特定位。從中不僅可看到每個寫真館的紀實特色與庶民記憶，更從技法、材質、觀念等面向，開拓了寫真館攝影師作為創作者的可能性。《凝視時代》不僅融合了史料彙編、議題考掘，也帶我們見證了攝影檔案的力量。」──蔣伯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灣藝術檔案中心主任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     「城市是充滿故事的立體書，走在古街上，就是翻閱每一頁精彩的內容。王惠君教授是

最佳導讀的人，她親自調查研究，獲得珍貴資料，我非常樂意推薦這本書給讀者們。」──李乾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客座教授） 　　《從臺車到巴士》     「本書作者陳家豪博士為近年臺灣學術界栽培、熟悉並有足夠能力運用中英日史料的少數新起之秀，尤其對於臺灣現存眾多日文研究資源，陳博士優越的判讀與運用能力，使得本書內容極為豐富與扎實。此書的完成及出版，除意味臺灣史研究已然進入世代傳承的階段，亦明確標示出新的臺灣經濟史研究不能再以政權交替作機械性的時期區分，必須依研究課題論述之所需，進行跨越政權交替的貫時性研究。儘管此研究取徑具有相當程度的挑戰性與難度，但是卻更能貼近史實，進行更立體及深度

的論述，本書在這方面的展現值得肯定。另外，近年臺灣史在研究方法上，跨領域的整合亦成為研究主流之一，陳博士這本書結合歷史學及經濟學（包括會計學、管理學）的觀點及理論，將爬梳自浩瀚如海的史料、資料群的各種紀錄與史實，以平易好讀的文字，理路清晰地鋪陳論說，應可說是近年臺灣史著作在這方面的佳作，值得稱許與推薦。」──黃紹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兼院長）     「本書作者在博士班階段以來的豐富國際經驗洗禮，使其研究總是能立足臺灣、放眼東亞，一再突破既有研究框架，提供給臺灣史學界新的視野與觀點。因此，這本書的書寫風格，雖然完全與作者過去學術發表完全不同，沒有一大堆學理分析、文獻批判與統計圖表，

讀者仍然可以透過平易近人的筆觸，了解到作者長年投入相關領域的深厚底蘊。」──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董事長）     「作者在書中展現其對史料的熟稔，柔軟地帶入一般人覺得艱澀的一手資料，置入在海內外蒐羅的珍貴圖片或該時代的新聞、雜誌，使讀者能貼近並感受時代氛圍；作者必然與龍風鳳舞的檔案文書字體以及龐大統計數字，鏖戰過許多夜晚。作者刻意安排的清楚小方塊內容與表格，則讓讀者能輕易地掌握重點，細細品味。舉例來說，這本書經常提到不同時代的交通政策論爭，讓讀者知道臺灣交通發展過程，除了真正獲致實現的建設之外，其實還有不少其他選項遭到割愛，這時候作者會透

過簡單的圖表，讓人很快掌握到不同方案的差異性，再搭配小方塊訴說當下時空背景。」──蔡龍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這本書主要內容圍繞在日本時代，並且往清代以及戰後延伸。如同書名，本書的主角是臺灣地方交通工具，但作者並非單調地將不同交通工具獨立開來討論，而是從人類交通文明史的宏觀視野，對於其源起進行考察，因此讀者不僅會透過本書發現到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歷史篇章，還得以有脈絡地認識到不同交通工具的地位以及屬性，以及從傳統到現代的演進歷程。而更特別的是，作者在這本書的許多段落，還特別將臺灣與周邊地區進行比較，不僅再次展現本書宏觀視野之處，亦會讓人在閱讀之餘，感到更加津津有味。」

──洪致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主任）  

日本文豪的餐桌時光：談料理、品清酒、喝咖啡，一場跨時空的文豪饗宴(套書)

為了解決善菓堂松山的問題，作者北大路魯山人,太宰治等 這樣論述：

太宰治、吉川英治、 北大路魯山人、織田作之助—— 一窺文豪的餐桌食記， 品味筆下的佳餚酒香。 　　織田作之助—喜啖鐵火卷與雕皮醋味噌 　　北大路魯山人—深知豆腐潤嫩的祕訣 　　太宰治—最愛品清酒配鹽烤鯛魚的微醺時光 　　收錄多位日本文豪的飲食散文、小說， 　　展現滿溢的香氣與才氣， 　　與你一起體驗療癒暖心的美食饗宴。 　　關於美食與生活，文豪們這麼說…… 　　掌杓之人必須衷心喜愛烹飪，還要有一個吃得出滋味好壞的舌頭，否則就做不出美味佳餚。──北大路魯山人 　　白色的河豚肝，和山茼蒿的翠綠一起放在爐火上，煮得咕嚕作響的冬夜裡，我只想讓這些溫暖的美食包圍。──吉川英治 　　我在想

那些年輕的社會菁英，是否在眼花撩亂、雜沓紛擾的現代社會裡，失去了靈魂的依靠，所以縱然只是暫時，也要把這裡當成一個靈魂的依歸，啜飲一碗熱得幾乎要燙傷舌頭的白味噌湯。──織田作之助 　　北大路魯山人、太宰治、織田作之助等大文豪們，展現味蕾異想與熱情，時而妙趣橫生，時而撫慰人心，令人愛不釋手。 　　本系列套書共三冊 　　1. 《和日本文豪一起吃飯：京豆腐、握壽司、昭和啤酒，還有紅豆湯……》 　　2. 《和日本文豪一起喝咖啡：癮咖啡、閒喫茶、嘗菓子，還有聊些往事……》 　　3. 《和日本文豪一起做料理：佐料提味、傳統割烹、熬湯燉物……一起沉浸在美好的時鮮滋味》 本書特色 　　◆高知名度的文豪們

　　套書一共集結24位日本文豪的作品，北大路魯山人、太宰治、吉川英治、織田作之助、岡本加乃子、萩原朔太郎等，每位都是頗負盛名的巨匠作家。 　　◆內容豐富，暢讀日本飲食文學 　　從餐桌美食深入生活，以隨筆、短篇散文與小說等多層次的文章形式，展現對料理與生命的熱情。 　　◆專家導讀，深入淺出 　　三本書皆邀請專家撰寫導讀，幫助讀者品味文學作品，每篇文章還會補充該篇作者的生平歷史，讓你收穫滿滿。  

台灣民營製造業的發展（1946-1955）──以國民黨當局與台籍資本之互動為中心

為了解決善菓堂松山的問題，作者許志成 這樣論述：

　　戰後台灣經濟快速的發展，主要得力於民營製造業的高速成長。來台接收的官員陳儀，延續日治時期的專賣政策，將煙、酒、樟腦、度量衡與火柴繼續專賣。儘管在中國已廢除專賣制度，但在台灣仍舊繼續實行，限縮民營製造業發展的空間。　　1945年10月全台民營製造業家數有10,300家，至1946年底家數減少39.6％，台灣人歷經二二八事件的抗暴，中國國民黨政府撤換陳儀，至1947年底家數成長45.6％，是民營製造業發展最黑暗的時期。大量日資企業被收編成官營事業，官股中的台股股權不是遭到漠視，不然就是遭到國家機構的侵權；台日合資企業則被清算標售，以排除台灣人在製造業的發展，陳儀當局則將標售日產美其名為扶植民

營企業的發展；新設立的大公企業則受到當局百般的刁難與阻撓，標售的日資企業相當有限，發展情況則因經營者而各有差異。　　日本人在台灣苦心殖民經營50年，其所創造的財富則難以算計，遣返時每人只換得若干小行李，身上只准攜帶1千元的現金歸向日本，其在台領取的退職慰勞金、臨時賞與金與解散津貼無法攜回日本，巨額的財富則轉移到台灣人手中，不然就是在台灣社會消費掉。陳儀當局下令回存千圓券禁止流通一年，實則凍結台灣人的流動資產。回存銀行變成抵押品，當局規定給付年息2％，借款則需支付年息2.5％，從中剝削台灣人的財富。解凍後因通貨膨脹價值已減少一半，勤樸的台灣人將此資金投資創業，表現成為1947年製造業家數的突然增

加。　　二二八事件後，中國國民黨當局逐漸改善對台灣的經濟政策，但中國國共內戰爆發，不當的貨幣與匯率政策，使民營製造業的經營環境遭致摧毀，工廠不是倒閉、半停工，不然就是易手。直到幣制改革，切斷台灣與中國的匯兌關係，中斷台灣的中國的貿易依賴關係，擴增對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民營製造業才獲得重生的契機。官業則只願將經營不善的企業標售民營，民間申請經營的官業則因實施土地改革而被迫中止。官方依法不應該經營製糖的輕工業，但卻收編成官營事業；理應經營煉鐵的重工業，但反而要標售與出租給民間經營。台灣糖業公司的民股呈請撥一砂糖廠民營，財經官僚則以「不論可開工者，或不能開工者，一律不能出讓」，國民黨的官營政策是否

代表公共利益，則不禁令人感到懷疑！　　中國國民黨當局實行的民營製造業政策，幾乎都是在應付當時的問題，並沒有一套有計畫的經濟政策。當局實施的補助與貸款政策、收購工礦業產品與工業配合供應軍事需求的政策，都是些短期性與臨時性的政策，實際發揮的功效有限。相反的，美援對穩定台灣通貨膨脹貢獻良多，只是外來統治的政權並未善盡將資源做合理分配，限制使用本地花生、芝麻等植物性的榨油業設廠，嚴重扭曲榨油業的發展。美援軍事資源，亦因當局未能有效推行軍工政策，使建設廳推行的民營工業配合軍需小組毫無成效可言，徒使民營業者大失所望。　　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部份亦是四年經濟計畫的一部份。一般工業貸款又分中型民營工業貸款與小

型民營工業貸款。工業計畫貸款從1951年開始，小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54年開始，中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60年才開始。綜合民營工業計畫與小型民營工業貸款觀察，就貸款家數分析，平均每年受貸家數約76.9家，全國民營製造業只有將近1％左右的工廠得到美援的貸款。貸款以1955年的1億8千餘萬最多，1953年約1千萬最少。美援貸款除1952年由新竹玻璃一家大型企業獨佔該業全部及較多的貸款外，其餘各大小型製造業幾乎都是或多或少得到部分貸款，獲貸企業並未呈現出「幾乎完全吸收該產業的美援貸款」的現象。1954年以前可說是由少數業別，尤其是紡織業與非金屬製造業獲得較多的貸款；1954年以後各業則是獲得多寡不

一的貸款，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並未集中於某一產業類別。　　當局因土地改革而開放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與台灣農林四間公司民營。1953年經濟部重估四間公司的資產，將資本額提高7-10倍；股票若根據1952年的市價重估，水泥、紙業、工礦與農林分別被高估4.32、3.33、3.7與3倍。而這被高估的佔數，也約略接近於1954年3月發行至當年6月，其盤價僅維持在面額的20％至30％之間。當局將四間公司股票做為補償地價，實際上並非有意要扶植民營企業的發展，故民營化後的產值並未增加。當局從中剝削小地主的利益，以做為補償統治機關財政赤字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