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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以色列創新

為了解決噬血代碼武器的問題，作者AviJorisch 這樣論述：

　　「Tikkun Olam」這個詞的意思是，猶太人不僅應該為自己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而應該為全球社會、全人類的福祉負責。這種觀念如此深刻地植入了「以色列的DNA」，以至於以色列的發明家和企業家有時甚至沒有考慮到他們的活動可能對世界各地這麼多人產生積極影響。 　　本書還隱含了一個微妙的啟示──做好事有很大的成功潛力。這個啟示對臺灣和以色列同樣重要。我希望這本書能激勵臺灣的年輕人參與新的發展和創新活動，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美好。   ──Asher Yarden　游亞旭(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前代表) 　　以色列，這個位居地中海之濱的國家，自1948年建國以來，七十年

間幾乎每十年打一場戰爭，歷經外交與經濟孤立的困境，然而這個國家卻擁有眾多非凡的創新技術和機制，其影響遠遠超越它狹小的國界，像是提供災害救援技術培訓課程的機構「馬沙夫」（希伯來語MASHAV，即「國際合作中心」）；以「急救摩托車」概念發展出的「聯合救護組織」（United Hatzalah）；多種滴灌應用產品；可攔截哈瑪斯火箭彈的「鐵穹防禦系統」（Iron Dome defence system）──其中甚至應用了來自玩具反斗城的零件；有效防止蟲害，可長期存儲食物，降低饑荒風險的「穀物繭」（Grain Cocoon）技術；依據候鳥遷徙動線，設計出能避開鳥類撞機的空軍訓練航線；能進入腸胃照相的膠囊

內視鏡；網路防火牆；太陽能加熱器……等等，無論是軍事、醫療救護還是數位科技領域，以色列都有許多重大創新。本書介紹許多關於以色列創新的真實故事，這些發明與突破在各領域都產生了全球性的影響。 本書特色 　　以色列為何能在充滿挑戰的處境下，仍具有源源不絕的創新力量？ 　　本書講述十餘個真實故事，還原時空背景，介紹以色列如何透過創新技術改善世界上億萬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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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左翼知識分子與國家（中共）關係 (1935-1966)： 知識生產、日常實作與意義建構

為了解決噬血代碼武器的問題，作者張可 這樣論述：

本文通過對從1935-1966年中國左翼知識分子與國家（中共）關係形成的討論，從理論和案例層面回答兩個主要的問題。首先，在案例層面，本文提供一個橫跨延安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解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係週期性變化的社會學分析模型。其次，在理論層面，修正傳統制度理論視角下的共產革命研究，同時將情感與意義建構帶回知識分子的分析中。 在具體研究中，本文從歷史社會學的研究角度出發，發現正是在國族政治向階級政治的強制性轉換過程中，制度、實作和意義建構成為影響雙方關係的三個核心變項。而影響雙方關係的制度，事實上早在中國共產革命的伊始便已開始孕育，並在1949年之後進一步制度化。在具體內容上，正是

中共在延安所面對的合法性危機，促使毛澤東因勢利導，選擇了一套符合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話語，來建構延安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促使他們投奔延安。而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情感的表現，受到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的影響，在形塑知識分子對國家（中共）的情感認識中，扮演著建構其行動意義的核心角色。 本文認為，知識分子與中共第一次大規模匯聚，之所以最終以悲劇收場，是因為受到國族話語感召而來的知識分子，並不完全服膺於一套以階級鬥爭作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日常生活實作模式。因此毛澤東不得不藉助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及整風和肅反運動，對知識分子加以思想改造，促使其思想向階級政治靠攏。知識分子的整風與改造，之所

以會在1942年爆發，並非單純的隨機性事件，而是兩種不同的事件的敘事軸線意外交錯所導致的。簡言之，一條軸線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黨內權力變化的敘事，而另一條則是以延安知識分子自身行動為軸線的，追求知識生產與意識形態自主性的敘事。正是它們在1942年因為偶聯性（contingency）的事件（丁玲「三八節有感」、王實味「野百合花」），使得彼此在延安的發展出現交匯，繼而導致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發生，進而由一場黨內的整風運動，一夕之間演變為針對階級異己和敵人的肅反運動，同時也引發了一連串的有意和非意圖性後果。 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面對合法性來源的變化——外部的競爭壓力，國家（中共）必須通過實際

的工業和經濟表現來建立績效合法性，並以此保衛政權。因而國家又不得不大量依賴以理工為主的專業技術人員。結果造成了一方面國家不斷試圖「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同時「純化」他們的階級屬性。 另一方面，國家又不得不另闢蹊徑，採用了一套市場化的邏輯，使用那些能夠直接帶來「績效合法性」的專業技術人才。為此，國家首先通過院系調整，以及具有兩種不同分配邏輯的獎勵手段，重新將「理科」和「文科」做制度化的分類，在培育出大批「又紅又專」的技術精英的同時，也導致了專業人的「去知識分子化」。結果也促使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官僚逐漸變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而知識分子也在被迫進行的自我改造過程中，重新獲得與國

家鑲嵌的意義。在思想層面上，知識分子首先被動學習共產主義的新式話語，繼而清理原有舊的話語，並最終通過意識形態的自我批判，完成了意識上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