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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里紀錄片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黃孫權寫的 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的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附數位影音光碟)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沒有什麼是強拆解決不了的。如果有,不存在如果。也說明:決定拆除著名的貧民窟“康樂裡” ... 《我們家在康樂裡——反對市府推土機運動檔案》. 康樂裡俗稱日本公墓 ... 里社區就此消失. 本機器人在看這部紀錄片時.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畢恆達所指導 郭柏秀的 依附或割裂的地方經驗?台北市寶藏巖聚落的地方認同研究 (2006),提出康樂里紀錄片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寶藏巖、自力營造、地方依附、割離、地方認同、地方意義、藝術村。

最後網站【2016人文電影節】《殘響世界》重現樂生強拆議題 - 師大青年報則補充:與談者強調台北都市拆遷保存運動與影像再現,提出了紀錄14、15號公園拆遷保存運動的總結式紀錄片《我家住在康樂里》以及描述樂生療養院的宣傳式 ...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康樂里紀錄片,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的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附數位影音光碟)

為了解決康樂里紀錄片的問題,作者黃孫權 這樣論述:

  尼采說,歷史研究並非要揭開歷史的面紗,而是搬離阻礙我們前進的石頭。這就是十五年前的運動分析為何對今日的城市歷史有提點作用。   以90年代台北都市公園生產過程為藍本,指出城市如何從非正式地景邁向成為現代國家制度化地景,「綠化」成為一種隱藏性與修辭性的都市政策工具,以視覺美景驅離城市違建群落,抹平了貧困社區與異質文化。揭露了長期以來台灣都市計畫的公共設施危機,政府透過凝視的美景取代了真實的社區生活以償還其歷史債務。此舉更激起台灣首次的反都市更新運動-「反對市府推土機─十四、十五號公園反拆遷運動」,成就了台灣城市規劃史上,進步規劃師與基進學院在90年代後,參與一連串有關違建、都市更新、閒置空間

再利用等辯論與社會實踐鬥爭。   本書特別收錄台灣第一場都市社會運動紀錄片《我們家在康樂里》,重製中英文字幕,為開創社運記錄新風格與意義的經典作品。曾展於2008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2004台北鐵馬社運影展;2004台北雙年展:「你相信真實嗎?」紀錄片單元;1998 香港 Video Power 紀錄片展等。   本書記錄了1997年台灣第一場反都市更新運動─「反對市府推土機─14、15號公園反拆遷運動」的始末,以精準動人的文字描繪公園生產背後的社會─權力地景面貌。15年後讀來仍歷歷在目,猶如今日之城的現實生活。台北市歷經了花博,台北好好看,士林王家抗爭事件,證明了無論哪個政黨執政,其

資本─政府的複合體,仍是控制城市命運的主要裝置,綠化公園和都市美景常是資本積累的最佳化妝師。 作者簡介 黃孫權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現為高師大跨藝所專任助理教授與北藝大藝跨所兼任專裡教授,破報創刊至今的總編輯。1997年擔任反對市政府推土機聯盟─14、15號公園反拆遷運動總召,並拍攝《我們家在康樂里》紀錄片,曾參與多項社會運動。編有多本著作,譯有《自己幹文化》一書。近年開始從事策展與藝術實踐工作,包括在高雄成立「搗蛋藝術基地」,策劃《跨國候鳥在台灣-勞動力特展》,(2012), 《生日公園-生日說書人計畫》(2012), 《望向彼岸-亞洲新娘之歌》(2010), 《雙城跨域:河流、城

市與當代藝術之學術地理學的對話》等展覽,作品〈我們家在康樂里/城市光柵〉,於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城市再生的再生》展出(2007), 台灣第一個藝術進入社區計畫《寶藏巖GAPP》(Global Artivists Participation Project)(2003-2004)等。為橫跨建築、媒體、社運與藝術的藝行者(artivist)。

康樂里紀錄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請用片右下角調HD1080高清睇片。

(下文自http://www.lcsd.gov.hk/parks/kwcp/b5/index.php)

九龍寨城公園座落於本港最具歷史性的地點之一,原址為九龍寨城。它位於當年九龍半島東北角,毗鄰今日的九龍灣,位置曾具戰略性價值。早在十五世紀,它已被當時中國的官員使用,至一六六八年更在那兒建築了一座塾台。及至約於一八一零年在接鄰的沙灘盡頭興建了一座炮台。在一八四一年,英國佔領香港島後,該處在中國海岸防衛方面的重要性更大大提高。一座由堅固石牆、六座瞭望台和四道城門圍著,面積達六點五英畝的寨城於一八四六年十一月廿五日至一八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建成。

城內的主要建築物為大鵬協副將及九龍巡檢司的官署各一所,俗稱衙門。另有士兵營房、火葯倉、軍械庫等建築物十多座,以及一些民居。而寨城的駐兵數量亦不斷增長,由最初寨城建成時的二百五十人,增至一八九八至九九年的五百多人。

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新界,為期九十九年,惟城內仍有清廷官員駐守。不過到了一八九九年,英國派兵佔領寨城,並將清廷官兵趕走。自此寨城便缺乏法治和管理,埋下後來漸漸變得殘破不堪及半無政府狀態的種子。

在一九四一至四五年日治期間,城牆被拆毀,石塊被用作擴建啟德機場的材料。當時所得的花崗岩的數量之巨可從城牆的體積計算出,該城牆闊十五呎、高十三呎,長約二千二百呎。而另一道宛如萬里長城由寨城北面沿山丘向上延伸本用作監察駐軍的副城牆,亦不能幸免。

二次大戰後,大量多層樓宇在沒有政府監管和欠缺穩妥地基的情況下如雨後春筍般在寨城內興建。樓宇密集、通道濕窄的寨城逐漸成為了罪惡的溫床,內有黃、賭、毒窟、罪犯匿藏的巢穴以及廉價的無牌牙醫等。

一九八七年,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並於原址興建公園。而公園將盡量保留寨城一些原有的建築物及特色。

清拆工程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完成。在清拆期間,一些寨城的遺跡被古物古蹟辦事處發掘出來,並揉合在公園的設計中或予以保存成為展品,以供遊人欣賞。

整個發掘工作的最大收穫是兩塊於寨城南門(此乃寨城的正門)出土的花崗岩石額,它們分別刻有「南門」及「九龍寨城」字樣。

其他的遺跡還包括原來寨城城牆殘存的牆基、東南兩門的牆基、一條沿寨城內牆走的排水溝及旁邊的石板街。其餘的文物如三座炮、石樑、對聯及柱礎等亦被一一保留下來。

公園的發展

公園是以清初江南園林為設計模式,興建工程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動工,由一群來自中國的資深技工負責,以確保傳統的設計和構思能再次在公園中展現。

興建工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竣工,並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香港總督彭定康先生主持開幕儀式。

整個公園佔地三萬一千平方米,共分為八個不同景區,各有特色,但融為一體。

公園耗資七千六百萬元興建,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管理。

依附或割裂的地方經驗?台北市寶藏巖聚落的地方認同研究

為了解決康樂里紀錄片的問題,作者郭柏秀 這樣論述:

寶藏巖聚落原屬都市邊緣地帶由居民自力營造出的聚落,十多年間歷經台北市政府違建拆遷的威脅、空間專業者介入運作聚落保存運動到以文資法指定歷史聚落建築以藝術村形式保存。在此過程中,寶藏巖原本封閉的地理形制可謂門戶大開。「外來者」不斷進入/涉入的影響,不但改變了聚落的生活與未來,更與在土地上生活的居民競逐地方空間的使用權與意義。本研究從寶藏巖聚落居民的生活觀察與聚落生活史的回溯,嘗試理解居民對於違建聚落作為一個生活場址所執的地方認同(place-identity)內涵、地方認同與個人認同間的關連。又其中違建的環境經歷如何作用在個人地方意義與地方認同的建構中。研究發現違建的環境歷程對居民社會心理上的衝

擊主要在於環境經營、人與環境情感聯繫的矛盾心理上。對於生活環境經營採過渡與暫時的態度,讓主體在認同與實踐行動間出現矛盾;家意義與地方認同在具體化的過程中因不能自由伸展而產生焦慮。外力進出頻繁地改造空間,重塑地景、拆除重要的記憶地點與生活場景。而地景劇烈地變化形同空間的斷裂,使居民感受地點的失去(loss of place)。其普遍感受自己無能控制環境,隨時承受著可能被拆遷的陰霾,即使是指定歷史聚落,還要擔心居留正當性的問題。其不但無法延伸對地方未來的想像,更無法信賴環境具有恆久性,生活中經常感到焦慮。這些違建宿命所衍生的現實壓力、種種複雜都市政治過程的壓迫,其實正割裂(disembed)主體與

地方的情感聯繫,稀釋了地方感。由於聚落居民生活在承載高度社會歧視與污名想像的違建場域中,在面對外來者/他者時,主體地方認同的展現乃涉及敏感細緻的形象整飭、污名調適與在居住權益考量下所作的認同政治判斷,因而需要透過更細緻的地方生活觀察、日常生活分析始有可能釐清。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多倚賴參與觀察的方式,觀察鄰里生活與鄰人互動的模式。透過鄰里相互評價的內容,解讀不同社群間彼此區隔的界線,了解聚落中居民組成的多元性和歧異度。而其彼此間的區隔與評價在分析中主要用以理解、比較認同的內涵與鄰里互動的模式、鄰人間的社會距離。另一方面,也觀察不斷進入聚落、多元異質的人、事所逐漸刺激、誘發了居民的特定反應模式。研

究發現居民面對外來者的態度乃有其特殊的模式與意義。居民在面對外來者的敘事中,慣性地以批評鄰人的不是、比較以證澄自身居住違建的正當性。這些言談內容並非無意識的街談巷議,而是有其目的性;即在於污名調適、爭取認同與為居住權益而戰。而在批評鄰人的過程中,區隔自我與鄰人的污名或與其行為背後的道德評價,以達到鞏固自我認同的目的。而外來團隊在聚落從事社區營造或規劃工作時,營建了新的公共空間,這些空間位址或許原來屬於「私有」,而今被賦予了「公共」的中性意義,部分空間的象徵意義轉化了,聚落居民在新的空間中操演新的行為,重構對鄰里空間的認知。尤其在藝術村規劃案期間引進聚落的藝術活動和市民凝視的眼光,為寶藏巖罩上了

一層高級化或是底層基進抵抗運動浪漫思維的濾光鏡。居民或發現了外來者眼光的轉變,此時外來者走進他們的生命作為一張面鏡,讓居民有機會轉換觀點自我凝視,也重新看待外來者。地方空間同時作為居民的生活場域與外來者另類都市歷史與美學象徵意義所鑲嵌的載體;引發居民轉換對於空間象徵意義的思考,對於地方的認同也出現了轉化的情形。然而居民本身在地方認同上的轉化情形也因不同個體的條件而出現不同的轉化結果與模式。當外來者出現時,居民感受到對於聚落空間的使用權力、地方意義上都出現了競爭的對象,於是確立了一個共同面對的「他者」的角色。面對異質的他者時,反身自我凝視、與污名調適的動作更加頻繁。外來者的進入,壓縮了空間上的距

離,讓此類「目的性的展演」在每日生活的場域/後檯中上演。其中又逐漸發展出目的性強烈的地方認同展現模式,以為居住權益而戰。然而,若只看到居民為現實居住利益考量而展演認同,卻未免過於簡化了認同機制的複雜性,也或許忽略了其中關於主體借由重構地方認同的歷程同時達成轉化、鞏固自我認同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