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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成效之校務研究

為了解決新興高中獎懲查詢的問題，作者林淑芳 這樣論述：

摘要為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成效並探討校務研究在高級中等學校應用的可行性，本研究以臺灣中部一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為研究對象，透過校務研究，建立證據、數據導向之校務決策依據。本研究統整個案學校校務系統中學生基本資料、國中會考成績、選填志願序、學期評量成績、缺曠課、獎懲、公假、社團參與、擔任幹部、居住地址、畢業國中、錄取學校科系、錄取管道、升學考試成績、升學榜單、升學目標學校、學生居住地距離及其升學學校距離等資料，運用CHAID演算法進行決策樹分析，探討入學管理、學習成效及進路成效分析。研究發現，個案學校在就近入學與均質化計畫執行上具有成效、國中會考社會科成績較低與實用技能學程學生顯現出生活適應

問題、個案學校需針對不同族群學生提供適時輔導機制、部分評量成績及缺曠表現分別對學科能力測驗及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具關鍵預測力；學生的部分學習表現、社團參與、缺曠情形等亦分別對其能否順利升學、考取公立學校及目標學校等生涯進路有預測效果。研究結果提供個案學校未來擬訂與調整學生學習、生活輔導及相關教育行政策略之依據與參考，最後並分別對主管機關、個案學校、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皇帝及其包衣奴才：論清代皇權與內務府官僚體制

為了解決新興高中獎懲查詢的問題，作者黃麗君 這樣論述：

清代的內務府是中國歷史上特殊的政治制度，成員主要由皇帝直領的上三旗包衣佐領、管領與莊頭旗人構成，功能在於為天子執家事。由於上三旗包衣的身分是皇帝的家奴，出身低微，並基於必須為家主當差的義務，宦途也大多從內務府起步。但在清代的官僚體系中，內務府的人事銓選不歸兵部、吏部負責，不僅獨立於外朝部院體系，本身還帶有濃厚的封閉性。加上清初內務府的升遷考課制度尚未健全成熟，因此大多數的包衣一輩子事功無著，長久在基層當差。在這個情況下，盛清時期能夠活躍於政壇上的包衣，大多是與皇帝關係親密，才有被特別拔擢的機會。質言之，清初包衣個人與家族的榮顯，皇權君寵是一個重要的關鍵。然而，隨著內務府官僚制度的逐漸成熟，上

三旗包衣的宦途出路對君寵的依賴程度則隨之下降。內務府並行的兩套考課制度：京察與軍政，在乾隆朝之後對包衣旗人升遷的重要性趨增，其中又以京察作用最大。透過堂官的考課，取得京察一等資格的內務府包衣，能夠優先升遷或外放稅差等優缺。換言之，除了長久等待累積年資與透過皇帝的個人垂青外，乾隆朝之後由於內務府考課制度的逐步完善，包衣可以透過京察考核的結果，替自己尋求更好的宦途出路。不過在乾隆、嘉慶朝時，仍是皇權相對集中的時期，當時皇帝對包衣的驅使和控制仍然強烈且直接，皇權對包衣宦途的的影響力仍大於官僚體制的常態性運作。直至道光朝之後，皇帝才開始基於對制度的尊重，逐漸減少對內務府人事事務的干涉。加上晚清君主多幼

年即位，更加依賴官僚體制的運作規則來銓補官員。在這個情況下，內務府官員能夠得缺與否，與其擁有的任官「資格」關係較大，皇權因素的關鍵性逐漸降低，這也意味著皇帝與其包衣奴才的親密性已經不復以往了。不過探討內務府旗人的宦途發展，除了皇權與內務府官僚體制兩個變因外，還得再考慮到包衣仕宦的能動性問題。上三旗包衣雖然大多在內務府底下當差，但在實際上，清代卻可以見到不少外任外朝部院體系的例子。他們或循內務府原有的制度進身，或是受到皇權意志的直接拔擢。除此之外，清代官僚體系中關於科舉、捐納或廕敘制度的設計，也都有助於上三旗包衣擺脫其當差義務，得有機會在外朝任職，建立事功，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並帶動家族後人的整

體的向上流動。只是從制度的沿革來看，清初時期包衣即便有在外朝任職的機會，通常還是必須兼任內務府底下的差事，繼續為皇帝當差，也容易因為犯錯而被褫職或降任，受皇帝意志的影響仍然非常直接。至清代中期以降，隨著旗人可以參加的科舉制度開始常態性舉行，以及國家財政衰敗後大開捐納之門等因素，讓包衣旗人擁有更寬廣的出身管道，甚至不乏完全規避當差義務的例子。從中也得以顯示上三旗包衣雖與皇帝身為家人關係，但到清代後期皇帝和他的包衣奴才之間，親密狀況已經不復以往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