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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網站縣市黨部- 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KMT Official Webstie也說明：鄉鎮市區黨部 聯絡電話 網址 新北市黨部 02‑29641234 http://goo.gl/XuVSEs 【第一區黨部】; 板橋區 02‑29557871 http://goo.gl/3Lm5Zz 【第二區黨部】; 土城區 02‑22661828 http://goo.gl/PEMcpW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高永光所指導 林政緯的 台灣農會、派系與地方選舉之關係：以新北市為例 （2010），提出汐止區議員當選名單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地方派系、農會、政黨、恩庇侍從主義、統合主義、選舉。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薛化元所指導 許志成的 台灣民營製造業的發展（1946-1955）──以國民黨當局與台籍資本之互動為中心 （2010），提出因為有 民營企業、製造業、日產標售、民營化、產業發展的重點而找出了 汐止區議員當選名單的解答。

最後網站第3屆新北市議員選舉結果出爐國民黨成為第一大黨則補充：第9選區（平溪、瑞芳、雙溪、貢寮區）應選1席：林裔綺（民，女）。 第10選區（金山、萬里、汐止）應選4席，當選名單依得票數的高低：白珮茹（國，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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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汐止區議員當選名單，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台灣農會、派系與地方選舉之關係：以新北市為例

為了解決汐止區議員當選名單的問題，作者林政緯 這樣論述：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農會系統、派系組織與政黨運作對新北市選舉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灣農會與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及政治能量之轉變。此外，並藉由2002年開始的第15屆縣議員與2005年第16屆縣議員選舉及2010年第1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新北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新北市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農會競爭體系及派系侍從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農會與派系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三屆基層議員選舉過程中，農會背景與派系色彩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卡方相關與迴歸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農會、派系與政黨之間的新關係。本研究提出主要結果如下：壹

、新北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2000年與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成員出走，加上陳水扁意識型態掛帥與馬英九清廉執政的堅持，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都會型具有經濟規模的派系系統及鄉村型具有基層服務的樁腳體系，為新北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貳、新北市選舉政黨影響力上升，派系影響力下降新北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一個主要特徵：即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

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歷屆的選戰漸為稀釋。參、新北市地方派系現未產生大規模恩主之轉換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新北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呈現：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肆、農會功能的逐漸轉變由於台灣出現政黨輪替，農會為單一政黨服務的政治動員功能下降，雖然許多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仍具國民黨籍，但根據訪談結果，農會不再單獨公開支持特定政黨，甚或部

分黨部失去與農會對話、聯繫的管道，農會由以往的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性格，轉變成具有自主性，而與政黨採取保持距離，有條件合作的關係。伍、新北市農會變數的影響力雖然下降，但仍是最高的本研究進行農會背景、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依變數）與當選與否（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農會影響力高於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背景」此一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上升，除了三屆總合資料來看，民進黨屬性影響力已高於國民黨外，2010年選舉，「民進黨背景」是所有變數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北市的政治結構顯然在政黨政治下，有結構性的轉變。陸、新北市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模型-多數農會仍被派系掌握新北市派

系、農會關係的模型中，模型一（全控型）有8區，模型二（分佔型）有5區，模型三（參與型）有4區，模型四（獨立型）有7區，因此，模型一與模型四為主要模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看法：一、不應把農會簡單地視為國民黨或地方派系的禁臠，或單純工具看待，許多農會仍有自主性。模型三（參與型）與模型四（獨立型）的農會都具有自主性。二、許多農會自成一局，但有些農會涉入地方政治，自己成為派系，而被稱為「農會派」，譬如：樹林、三峽、深坑，通常「農會派」與「公所派」或「鎮長派」對立。若自成格局，卻又不涉入政治，或並無重要幹部參政，則此區模式為模型四；若已成一派系，則為模型一。三、本研究深入訪談時，常聽訪談對象表示農會與派系

無任何關係，但經研究比對資料後得知，新北市各區農會中，能排拒地方派系力量的只有7個，佔全部24個區農會的29％，其餘仍受地方派系影響，惟程度有異。

台灣民營製造業的發展（1946-1955）──以國民黨當局與台籍資本之互動為中心

為了解決汐止區議員當選名單的問題，作者許志成 這樣論述：

　　戰後台灣經濟快速的發展，主要得力於民營製造業的高速成長。來台接收的官員陳儀，延續日治時期的專賣政策，將煙、酒、樟腦、度量衡與火柴繼續專賣。儘管在中國已廢除專賣制度，但在台灣仍舊繼續實行，限縮民營製造業發展的空間。　　1945年10月全台民營製造業家數有10,300家，至1946年底家數減少39.6％，台灣人歷經二二八事件的抗暴，中國國民黨政府撤換陳儀，至1947年底家數成長45.6％，是民營製造業發展最黑暗的時期。大量日資企業被收編成官營事業，官股中的台股股權不是遭到漠視，不然就是遭到國家機構的侵權；台日合資企業則被清算標售，以排除台灣人在製造業的發展，陳儀當局則將標售日產美其名為扶植民

營企業的發展；新設立的大公企業則受到當局百般的刁難與阻撓，標售的日資企業相當有限，發展情況則因經營者而各有差異。　　日本人在台灣苦心殖民經營50年，其所創造的財富則難以算計，遣返時每人只換得若干小行李，身上只准攜帶1千元的現金歸向日本，其在台領取的退職慰勞金、臨時賞與金與解散津貼無法攜回日本，巨額的財富則轉移到台灣人手中，不然就是在台灣社會消費掉。陳儀當局下令回存千圓券禁止流通一年，實則凍結台灣人的流動資產。回存銀行變成抵押品，當局規定給付年息2％，借款則需支付年息2.5％，從中剝削台灣人的財富。解凍後因通貨膨脹價值已減少一半，勤樸的台灣人將此資金投資創業，表現成為1947年製造業家數的突然增

加。　　二二八事件後，中國國民黨當局逐漸改善對台灣的經濟政策，但中國國共內戰爆發，不當的貨幣與匯率政策，使民營製造業的經營環境遭致摧毀，工廠不是倒閉、半停工，不然就是易手。直到幣制改革，切斷台灣與中國的匯兌關係，中斷台灣的中國的貿易依賴關係，擴增對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民營製造業才獲得重生的契機。官業則只願將經營不善的企業標售民營，民間申請經營的官業則因實施土地改革而被迫中止。官方依法不應該經營製糖的輕工業，但卻收編成官營事業；理應經營煉鐵的重工業，但反而要標售與出租給民間經營。台灣糖業公司的民股呈請撥一砂糖廠民營，財經官僚則以「不論可開工者，或不能開工者，一律不能出讓」，國民黨的官營政策是否

代表公共利益，則不禁令人感到懷疑！　　中國國民黨當局實行的民營製造業政策，幾乎都是在應付當時的問題，並沒有一套有計畫的經濟政策。當局實施的補助與貸款政策、收購工礦業產品與工業配合供應軍事需求的政策，都是些短期性與臨時性的政策，實際發揮的功效有限。相反的，美援對穩定台灣通貨膨脹貢獻良多，只是外來統治的政權並未善盡將資源做合理分配，限制使用本地花生、芝麻等植物性的榨油業設廠，嚴重扭曲榨油業的發展。美援軍事資源，亦因當局未能有效推行軍工政策，使建設廳推行的民營工業配合軍需小組毫無成效可言，徒使民營業者大失所望。　　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部份亦是四年經濟計畫的一部份。一般工業貸款又分中型民營工業貸款與小

型民營工業貸款。工業計畫貸款從1951年開始，小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54年開始，中型民營工業貸款則從1960年才開始。綜合民營工業計畫與小型民營工業貸款觀察，就貸款家數分析，平均每年受貸家數約76.9家，全國民營製造業只有將近1％左右的工廠得到美援的貸款。貸款以1955年的1億8千餘萬最多，1953年約1千萬最少。美援貸款除1952年由新竹玻璃一家大型企業獨佔該業全部及較多的貸款外，其餘各大小型製造業幾乎都是或多或少得到部分貸款，獲貸企業並未呈現出「幾乎完全吸收該產業的美援貸款」的現象。1954年以前可說是由少數業別，尤其是紡織業與非金屬製造業獲得較多的貸款；1954年以後各業則是獲得多寡不

一的貸款，美援貸款民營製造業並未集中於某一產業類別。　　當局因土地改革而開放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與台灣農林四間公司民營。1953年經濟部重估四間公司的資產，將資本額提高7-10倍；股票若根據1952年的市價重估，水泥、紙業、工礦與農林分別被高估4.32、3.33、3.7與3倍。而這被高估的佔數，也約略接近於1954年3月發行至當年6月，其盤價僅維持在面額的20％至30％之間。當局將四間公司股票做為補償地價，實際上並非有意要扶植民營企業的發展，故民營化後的產值並未增加。當局從中剝削小地主的利益，以做為補償統治機關財政赤字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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