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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年號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王汎森寫的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中国清朝皇帝1-12顺位介绍全集 - YouTube也說明: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梁麗玲所指導 袁華來的 中壢仁海宮祭祀與地方發展之研究 (2020),提出清朝年號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仁海宮、祭祀、十三庄輪祀、中元祭、客家義民節。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吳玉山所指導 蘇軍瑋的 大國抉擇:漢唐中國對周邊的「衝突-回應」模式 (2020),提出因為有 關係、藩屬國、漢唐、中國崛起、天下秩序、衝突處理模式的重點而找出了 清朝年號的解答。

最後網站清朝年號時間 - Merisa則補充:清朝 、日治時期、民國年號對照表清朝民國日本年號西元歲次嘉慶12 民前105 文化04 1807 丁卯年嘉慶13 民前104 文化05 1808 戊辰年嘉慶14 民前103 文化06 1809 己巳年 ...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清朝年號,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

為了解決清朝年號的問題,作者王汎森 這樣論述:

政治、道德、權力等各種力量, 就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 滲入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可能的角落, 在微小的、隱密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發揮作用。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收錄了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心態方面的12篇專文和一篇附錄。本書標題「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說明了清代社會中政治、道德等權力無遠弗屆的影響。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觀念原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傅柯對權力的了解很有創見,他不像過去的人只注意權力在大的、公開的場面的展示,同時也注意到權力在微小的、隱密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的作用。從王汎森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一書中可以看到「政治」、「道德」、「權力」等各種力量,就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滲入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可能的角落,並發揮意想不到的影響。   「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也是《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一書的主軸之一,譬如〈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這兩篇專文,就是以「人譜」、「省過會」等修身冊籍及團體為例,展示道德意識呈現的方式與轉化,以及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 作者簡介 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1958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博士。任 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擔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其間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並於200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 院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到中國近代的思想史、學術史等領域。著有《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 文化出版公司,1987)、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譯本《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 司,2003)、《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主編 《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等書。 序論 第一章  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 第二章  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 第三章  清初的講經會 第四章  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明夷待訪錄》 第五章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 第六章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 第七章  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

第八章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 第九章  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 第十章  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 第十一章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 第十二章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 附錄: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 序論(節錄)   這一本書的編選經歷過兩個全然不同的階段。   大概十年前,有一位熱心的朋友發動了一個計劃,希望在大陸出版一套台灣學者的論著選集,每本約四十萬字,當時我毫不考慮地答應下來。但是這件工作拖了十年仍未交差,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認為應該多收新作,而不只是把曾經集結出版的文章

再集結一次。   然而我一直在準備這個選集。最初的設想是要收入我從明清到近代思想學術方面的文章。我以這樣的面貌規劃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連導論〈史家的邏輯與事件的邏輯〉也都寫好了。最近當我決定應該為這件工作做一個了斷時,一種完全不同的編輯概念浮現在我腦海中,亦即縮小範圍只收集與清代有關的文章。   依我個人觀察,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複雜化的生活型態;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這股思想是認為即使當時的現實並非如此,但理想上應該朝道德正統主義邁進;一股是經典考證迴向古代的勢力;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

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這四股力量往往交織在一起,像「風」一樣吹掠而過,形成無處不在的影響。這種影響像毛細管作用般,在最微細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間中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力量。而這本書中有多篇文章都與前兩股力量有關。幾經思考,我決定用書中篇幅最長,且從未發表過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為書名,並加上一個副標題。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為題,並不表示它涵蓋了本書每一篇文章的意旨,這是首先要聲明的。 一   我之所以遲遲未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文完成,原因很多。我在寫成這篇文稿之後,發現前前後後有若干的問題是應該同時解決的。預想中的題目包括〈從燕行錄看清代的種族意識〉、〈晚明遺獻的復活〉,但是我始終沒有

時間好好將這兩篇長文寫成。   本書中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相關的幾篇文章,我稍後再說。此處先介紹這本選集最開頭的幾篇文章,它們分別討論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經典考證及迴向古代之勢、道德意識之轉化、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之興起。這五個方面正好是明清思想轉型的幾個主軸。我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中還有若干篇文章與「轉型」有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   第一篇文章是〈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該文以「去形上化」為主軸來討論清初學術思想的一個特色,因為有這一個特色,所以清初思想家看社會與自然的眼光皆產生了變化。該文分成五個部份:第一部份藉「寶珠」或「種子」兩種觀念來說明先天預成式的

人性論之式微。第二部份是以四書(特別是《大學》、《中庸》)地位之下降說明此一現象。第三部份是以江浙心學社群之去形上化來說明這一段歷史。第四部份則由樸素的原始儒家哲學的興起來說明形上玄遠思想之沒落。第五部份則由清初程朱陸王兩派皆顯現的「去形上化」來證明這一趨勢的普遍性。   〈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一文,主要在談明末到清初「禮治理想」的興起。我認為這不純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文化史的問題;不純然是學術的運動,而是有其現實的社會背景。由於晚明以來四民社會秩序的動搖、士風的敗壞,和高度商業化後高下標準的變動,使得士人感到必須要有一套新的理想、標準來矯正,儒家的「古禮」便成為士人標舉

的規範。   十七世紀,一群又一群的在地文人發動了一場以「禮」為主軸的清整運動,寫作各種糾正風俗的小冊子,希望賦予各種身份恰當的行為舉止與規範,或可稱之為舉止的一場行為革命。「禮治」運動中,除了呼籲及闡發禮治理想之外,也有許多人深入基層,編纂及推廣各種實用性的參考冊子,可見當時人們認為「心性之學」在建立秩序方面已經失靈,他們關心的是如何以新的「行為主義」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禮治社會」的理想,有光譜的濃淡之別,以回到「古禮」為最濃的一端,較淡的一端則是朱熹的《家禮》。禮教運動還有一個目的是希望與佛、道化的禮儀,或受其沾染的禮儀對抗,其中以喪禮最為顯著。文章的內容在強調清初三禮學研究的興盛,以

及禮學學術社群的形成,與上述現實社會的背景是分不開的。   〈清初的講經會〉一文則是對清初浙江甬上地區講經會之形成、思想脈絡、進行方式、會友、治學風格、以及其影響所作的研究。這篇文章論證講經會之形成與明代後期道德價值的混亂失序、社會政治上的頹敗,以及異族入侵的壓力、改朝換代後對社會政治問題上的反省等都有關。該文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何以在劉宗周及黃宗羲心學傳統力量最大的地方反而產生了講經團體。同時也描述了講經會前後幾個時期,以及它如何由寧波地區的一個講經團體擴大其影響力到北京、並透過北京的講會影響了聚集京師的官員及士人們。最後,也討論該會與清學興起的關係。   此文還有另一層次的關懷,即「某種

政治語言之所以可能」的問題。在這個經典運動之前,政治思想的主流論述與此後是很不一樣的。這個運動牽引出一套新的政治、思想、語言,使得一些原來在明代文化中不存在、或是邊緣性的、沒有重要意義的語言反而成為核心,並在清初的時代氛圍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從此有一套不同的語言、思想、概念來想像政治、社會與日常生活。過去我們總認為那一套語言,或使用那一套語言的政治型式是自古已然的,但事實上,某種傳統並非自然而然傳下,「繼承」傳統需要努力,就好比不刻苦學習拉丁文就沒辦法繼承古代拉丁傳統一般。   關於明清之交道德意識的轉化,包括了兩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這兩篇文章是想展

示道德意識呈現的方式與轉化、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而以人譜、省過會等修身冊籍及團體組織為例來說明。   這兩篇文章同時也說明了道德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我認為權力不只是以政治權力的方式展現,事實上道德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也像毛細管一樣作用於個人及社會的各個層面,〈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及〈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是兩個很顯然的例子。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一文說明了,即使在最樂觀的人性論下,仍可能存在著極強的道德緊張,明代的陽明學也不例外。本來,遷善改過即是陽明格物說的一個主要部份,到了明季,隨著社會風俗之敗壞,在部份王學信徒中,省過、改過便成為一個很熱烈的論題。但由於陽明的

「心即理」學說主張在省過、改過的過程中,人們一己之心不但要做為被控訴者,同時也扮演著反省者與控訴者。對根器較差的人而言,「心」同時作為一個被控訴者和控訴者,殆如狂人自醫其狂一般;因此有一部份人轉而主張:在省過改過時,應該有第三者扮演客觀的監督與控訴的角色,因而有省過會之類的組織產生。當然,省過組織的產生與運作方式也受到鄉約中公開彰善糾過儀式的影響,而此一現象亦同時象徵著在道德實踐中「心即理」學說所面臨的理論危機。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這一類省過會或修身日記的傳統,雖有寬、嚴之別,却是此後士人世界一個強勁有力的傳統。尤其當社會失序或國家混亂之時,人們往往祭出這個辦法,強力地把自己與流俗區隔

開來,有系統、有方法、有步驟地組織自己散亂而沒有中心的生活,鍛鍊自己成為「道德化政治」的先鋒隊、把自己鑄造成像曾國藩那樣旋乾轉坤的人物。而這個傳統,是道咸以降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力量。 修訂說明   趁著本書再版的機會,我請助理將全書再次校讀一遍,並核對全部引文及研究資料,同時也增添了若干新的研究訊息,對少數內容做了修訂。本來曾考慮加入新發表的文章,最後也打消了念頭。所以,全書基本上仍然維持原貌,做為自己過往學術工作的記錄。因為我對本書主題「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的相關問題仍然持續關注,並陸續撰寫新的文章,希望未來能夠出版本書的「續編」,對這個問題做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第八章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 清代「文字獄」是一個過去一向被過度重視,而近來卻變得過時,愈來愈不受人注意的主題。以至於史家筆下的清代思想或文化的歷史,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或降低這方面因素的重要性,而本人所想要闡述的是,清代「文字獄」所導致的政治壓力對各方面產生一種無所不到的毛細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其影響恐怕還超過公開禁制的部分。在正式討論清代文化中的自我禁抑現象之前,我仍須介紹清代文字獄的一些基本背景,沒有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文字獄事件所造成的緊張空氣,就不會出現無所不在的自我禁制作用。而為了方便起見,我將引述別人的研究來描繪清代文字獄的大致狀況。 清代文字獄獨多,其中順治、康熙、雍

正、乾隆四朝,約一百三十餘年,案件總數大約160-170起左右,比歷史上其他朝代都來的多。其中有些案件牽涉規模之龐大及整肅之殘酷頗令人觸目驚心。大約順治四年(1647)發生的函可(1612-1660)《變記》案是清代最早的文字獄,隔年有毛重倬(生卒不詳,順治二年舉人)坊刻制藝序案。康熙年間則有11起文字獄,極被重視的是稱為「江浙兩大獄」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明史》案始於順治十八年(1661,時康熙已即位),莊廷鑨(?-1655)購買明末朱國楨(1558-1632)未完成《明史》稿,並召集各方人才,補寫崇禎及南明史事。因書中敘及南明史時,奉弘光、隆武、永曆年號為正朔,不寫清之年號,又提及

清人入關前不光彩祕聞等各項罪狀而被告發,株連被逮者極眾。《南山集》案發生於康熙五十年(1711),因書中寫入永曆年號,將清朝年號剔除,結果是原刻集中掛名者皆死,後因康熙寬宥,「得恩旨食活者三百餘人」。雍正朝有文字獄案25起,如《大義覺迷錄》等案。乾隆朝有135起,集中在乾隆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51-1783),其中在《四庫全書》編纂期間,查繳禁書的文字獄有4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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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錢是什麼?
很多人相信風水,常常會說五帝錢,那甚麼是五帝錢呢?
五帝錢其實就是五個皇帝的銅錢,我們都知道中國歷代銅錢外面是圓的裡面是方的,這暗合天圓地方代表了天地,銅錢上又有皇帝的年號代表了人,這個寓意就是天地人三才,五帝錢就是把清朝的五個皇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因為這五個皇帝剛好統治了中國180年,我們都知道60年就是一甲子,所以也代表了三才,那麼五個皇帝也代表了五行,最重要的是這五個皇帝統治中國的期間中國國力正是興盛的時期,再加上又包含著三才五行所以說寓意非常好,這五個皇帝的銅錢用紅繩依照順序穿起來就叫做五帝錢
五帝錢距今有300年左右的歷史,材質屬於黃銅,呈現顏色為黃色,廣為傳世,經萬人之手,大量流傳下來。
1、五帝錢有擋煞、防小人、避邪、旺財、祈福之功能。中國民間自古就有佩戴錢幣以擋煞、防小人、避邪、旺財、祈福的習俗。五帝錢是中華民族中最興盛的五個帝王所鑄錢幣,因而五帝錢更多匯聚了天、地、人之氣加上百家流通之財氣,故能鎮宅、化煞,併兼具旺財功能,還能強化主人自信,化解六神無主之缺陷。
五帝錢是靈器,是法物,它兼具了帝王之威和民族之神。在古代,民間信仰的是君權神授的思想,認為帝王的權力是天授予的,只有帝王是溝通天地的神的化身。五帝錢正是凝聚了這樣的帝王霸氣和中華神氣,成就了一番偉業。清五帝開創了清朝百年盛世的局面。
那麼五帝錢除可用於風水化煞外還有的其他作用嗎?
1.若經清潔和開光,放入紅包袋內,再加些茶葉、米和一張錢幣,然後擺放入包包或手提袋內,更能有辟邪、護身,免受邪靈騷擾和增強自己運氣的作用。
2.放在身上可以避邪,不被邪靈騷擾,或用紅包袋包裝著,或用繩穿著掛在頸上,可增加自己的運氣,顏色可用你自己喜用神的顏色。五帝錢擺放金庫或收銀機內,可增進財富。
3.帶身上有利牌運、偏財運,具提升運氣和招財功用。
這樣你們學會了嗎?

中壢仁海宮祭祀與地方發展之研究

為了解決清朝年號的問題,作者袁華來 這樣論述:

桃園市中壢區香火旺盛的仁海宮,興建至今已有兩百年,是一座歷史悠久且遠近馳名的傳統廟宇。在仁海宮興建之初,當地居民以供奉觀世音菩薩為主,後來為了平息中壢地區頻繁發生閩粵械鬥的族群紛爭,加上居民及商業人士越來越多,於是仁海宮改主祀為天上聖母,期能促進閩粵族群的融合與交流。此外,仁海宮的發展,主要受到中壢十三庄閩粵居民消長的影響,尤其是中元節慶活動,更結合平鎮區褒忠祠共同實施十三庄輪祀制度。 近年來,仁海宮舉辦的祭祀活動頗多,包含媽祖壽誕春季祝典、中元祭祀普渡嘉年華暨客家義民節、媽祖成道日、媽祖遶境等,這些祭祀活動促進中壢當地居民與仁海宮緊密的連結,仁海宮不僅是當地居民日常生活休閒的場所,也

是尋求心靈慰藉的地方,同時提供了社會教化的功能,讓中壢居民培養正確的宗教信仰與價值觀念。 因此,本論文以「中壢仁海宮祭祀與地方發展之研究」為題,透過考察仁海宮的興建的緣由,探討仁海宮發展的歷史,廟宇建築構造的特色,主祀神與配祀神的轉變與增補,祭祀慶典活動的內容,藉以瞭解仁海宮對中壢當地社會所發揮的宗教功能。

大國抉擇:漢唐中國對周邊的「衝突-回應」模式

為了解決清朝年號的問題,作者蘇軍瑋 這樣論述:

中國崛起撼動東亞各國與全球秩序,此一現象引起從國家能力、物質利益、中國歷史、東亞特殊國際秩序與東方系絡中「關係」等角度來研判中國對外決策的論者們分別得出樂觀與悲觀的論點並彼此交鋒。面對此一課題,我們透過歸整既存理論認為國家能力與親疏遠近為中國對外決策的兩大關鍵要素,並希望藉由爬梳中國歷史上的兩大百年盛世:漢、唐兩代由新生到強盛過程中,面對來自周邊衝突的回應模式作為借鑑。 本文從漢唐周邊衝突與回應策略的史實出發,據以了解當一個大國(統一且強盛)面對來自周邊的挑戰時,大國如何抉擇回應方式以及動武規模,歸納出一個可資依循的大國「衝突-回應」決策路徑。 首先依據國力強弱將漢唐兩代區分為新

生時期與盛世時期,分別檢視新生漢朝、盛世漢朝、新生唐朝以及盛世唐朝這四個時段,當與其他國家發衝突時的起因、過程與中國面對衝突的處理方式,並透過將與漢唐中國發生衝突的對手國以「親疏遠近」(名分秩序)為分類標準,據此梳理出漢唐中國的外在衝突處理模式,分別是:1. 「新生漢唐vs藩屬國」:無挑戰時,較和善;面對挑戰時反應並不激烈。2. 「新生漢朝vs敵國」:姑息型扈從,以和親與避戰方式面對衝突。3. 「新生唐朝vs敵國」:抗衡型,主要以防禦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4. 「盛世漢唐vs藩屬國」:無挑戰時,極和善;面對挑戰極強硬。5. 「盛世漢唐vs敵國」:直面衝突,主要以進擊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並

進而驗證了我們所提出的四個主要的假設,包括:當國力較弱,中國(漢唐)面對外來挑戰會以國家存續考量為優先,面對高度外在威脅時,中國會試圖採取抗衡策略迎接挑戰。若抗衡不可能,則轉為扈從或避險策略。另一方面,當國力鼎盛,中國(漢唐)面對外來挑戰會以維繫天下秩序為優先,面對威脅時,會根據挑戰來源國不同而做出不同反應,越親近者反應越強烈,而當對手國並未做出挑戰時,為維繫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會極力保護與拉攏親近者,也會伺機攻擊可能破壞天下體系的敵人。 本文既挑戰了儒家世界必然和平的定論,也回應了權力轉移必定帶來戰爭的困境。我們將焦點放在大國興起過程中面對衝突的回應模式,如此,既避免只注重大國行為的誤區,

同時也突顯一旦儒家文化圈內出現衝突時中國的態度,並將朝貢體系理論與關係理論相互結合並加以衍伸,進而完善歷史中國的「衝突-回應」決策模式,試圖以「跨時限域」的方式將研究所得供論者思考今後中美、東亞、臺海關係發展以及可能的和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