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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虹吟曲

為了解決臥蠶面相的問題，作者王建裕 這樣論述：

　　作者平生的焠盡心力的大作，煌煌出版了十大文集《心語》、《遙寄千里》、《心靈遙寄》、《心香瓣瓣》、《我思我語》、《心靈小簡》、《寄語山居》、《島外島散記》、《我的臉書文學》、《西窗抒懷》，迎來的便是這第十一本新書《筆虹吟曲》，筆吐長虹，曲吟春秋。《筆虹吟曲》分：上篇〈筆虹〉、下篇〈吟曲〉。 　　上篇〈筆虹〉全都在《金門前鋒報》裡用陳青天筆名寫〈筆下春秋〉專欄，引發極大回響；尤其甚者，國內政論批判，島內時事建言，都係有為有守，有憑有據，令人聞之從而有所警惕，每每捧讀再三，真個是平生快慰，尤其樸實無華的詞句，有著深刻渾厚的人心穿透力。建裕兄才思敏捷，腦筋極好，能夠引用〈春秋

〉下筆着墨，甚是高明，有道是：「攻人以言，甚於劍戟。」猶有過之。當下現實，具體形象的表達，史觀感觀的議題論證，言及金門的醫療、議政，針砭時弊，多有見地。兼評書畫、寫作書法，政治人物、文藝達人臧否立論，跨界政治、藝文，寫作風格漸臻文學性的導報。 　　下篇〈吟曲〉──西窗展書讀，讀後冥思篇篇，切入人道的關懷與生命的尊嚴。書劍江湖的啟示，行文之中啟動很多古典詩詞，吟出老成的壯懷，也吟出年少的情懷。走出西窗月，便是東吳萬里船，感性之旅，忘懷山水，席夢思流雲，在有無之中，如歌的行板、如詩的浪漫，豐富文學抒情的內涵。

臥蠶面相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道德統治與因果教化：臺灣官方與民間儒教的互動（1930s-1960s）

為了解決臥蠶面相的問題，作者李威寰 這樣論述：

本文將臺灣有關儒教的論述立場分成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官方」認可的儒教，由掌握國家統治權力與文教政策的官員、學者為代表；第二種類型，是流行於「民間」的儒教，由沒有統治權力的基層士紳、文人，與一般民眾共同信守、發展而成。從內涵層面觀察，這兩種儒教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儒教的「宗教」性質的態度；官方的立場傾向排斥，民間立場則盡力擁護。本文認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其中一種重要面相，就是官方與民間儒教兩種群體各自發展，卻也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這種發展的歷史結構，可以上溯到清領時期官方的科舉、廟學制度，與民間的文昌、鸞教信仰的互動；並持續形塑於日治時期，日人的「同化」政策，與鸞堂發展勃興、孔廟民間化的關

係中。戰後，日人離開臺灣，取而代之的民國政府，為臺灣的民間儒者帶來了以國族主義為基底的現代轉型壓力；本文以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公民、歷史等課程，與孔孟學會發表的論述，代表此時期官方儒教的立場；又以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的北臺民間儒者──黃贊鈞、施教堂等人的出版事業，代表此時期民間儒教的活動與論述。本文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臺灣的民間儒者如何在一九三○到六○年代，與跨越政權變化的不同官方儒教互相折衝或整合。本文最重要的論點是：無論是日人或民國政府，都利用其體制性權力，透過學校教育促使民眾認可官方的儒教觀，並排斥民間的儒教觀；另一方面，臺灣的民間儒者雖然面臨官方壓力，卻始終不放棄自身的「宗教

」信念。為了這個堅持，民間儒者或者擴大社會網絡連結，或者對官方的意識型態虛與委蛇，但也都持續保持一個合作協力的態度，以減輕官方的壓迫。最後，從文教政策對整體儒教活動的影響來看，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可以被視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另一個轉型階段的開始。本文的論點與發現，辨明儒教活動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即使脫離了科舉制度，邁進現代化社會，以「儒」為標籤的道德論述仍持續與政治意識型態、倫理觀、宗教信仰等環節緊密連動。其次，無論從儒教文化圈的視角，或是從儒教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本文都能貢獻一個具體實例，來說明「儒」的多元性：一方面，「儒教」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中，確實可能發展出互有異同的

制度與生活；另一方面，「儒教」在不同身分、不同社會地位的儒者身上中，其內涵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我們談論「儒」的時候，不能忽略的事實。

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

為了解決臥蠶面相的問題，作者（美）魯大維 這樣論述：

本書為“哈佛——燕京”系列叢書之一。哈佛燕京學院建立於1928年，總部設在哈佛大學。和大多數帝國一樣，明王朝也喜愛炫耀武力，以彰顯國家的強盛和力量。明朝的前兩百年裡，皇室的尚武展示活動在當時的詩歌、散文、繪畫中均有呈現，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皇帝與權臣關於治國術、軍事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等諸多問題的不同觀點。本書對於中國明代皇家以狩獵為中心的軍事傳統、尚武風氣、軍事文化都有描繪，視角迥異于中國明史學者，頗有可讀性，也很有啟發意義。

國家作為與不作為－1949-2010台灣公眾視聽政策的發展樣貌與分析

為了解決臥蠶面相的問題，作者陳美靜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公眾視聽事業的國家管制為主軸，試圖從政經歷史結構觀點分析國家機關在特定政治、經濟與歷史脈絡中，如何透過政策中介展現管制思維，並與不同勢力拉扯、導引整體發展。在哲學思考採歷史主義觀點，以詮釋台灣在特定歷史脈絡中的管制思維邏輯，進而了解結構限制及應以如何解決目前困境。　　公眾視聽的傳媒發展在台灣社會脈絡中與不同勢力相互拉扯，二次戰後社會精英對於脫離日本殖民的台灣懷抱美好夢想，積極參與報社申請及公職競選。但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使得社會及傳媒噤聲，威權政治及戒嚴法嚴格規範傳媒意識型態，國府因遷台後的政經濟壓力，在韓戰爆發後順服地接受美軍援助，美國勢力自此成為影響台灣重要力量。　　美援

除了穩定台灣政局之外，同時在美國國內資本擴張的需求下要求台灣開放經濟市場，台灣的出口導向經濟界接了世界分工體系，廉價的勞工吸引大量外資，經濟成長快速，為求獲得外匯，電視機具也在此時大量生產出口。　　七年代中美建交使得台灣當局以開放中央層級選舉穩定法統基礎，地方派系坐大，社會力也在長期累積的經濟發展後開始提出挑戰，頻繁的抗爭讓有線電視有了興起空間，公共電視製播小組也在學界呼聲中成立。到了九年代國民黨權力交接，地方派系趁此真空結合企業財團成為政商財團巨獸，有線電視市場激烈併購，1999年更因經濟成長停滯及數位化的趨力開放外資，私募基金堂皇進入市場主導產業發展。不過發展歷程中傳媒表現引起民眾不滿

，國家便曾於衛星頻道換照及旺旺集團併購三中案時展現管理意志，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也試圖提出新的管制架構。　　市民社會的呼聲持續要求黨國威權退位，1997年公共電視成立，但合法化的有線電視以及民視的開放造成自由解禁就是萬靈丹的錯覺，公視以小而美形式存在。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但選後並未積極實踐傳媒改革政見，頻繁更替的新聞局長使得公共化政策搖擺不定，媒改團體的持續努力以及民進黨執政後企圖操控媒體，反而間接促使2006年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宏觀衛視、華視集結形成公廣集團。但缺乏適當法源使得集團運作隱晦，經營團隊的政策執行與內部治理出現不適，而公視董事提名過程的爭議及公視經營團隊的作為則使

得公視淹沒在司法爭訟當中。　　台灣公眾視聽發展在不同力量中拉扯，八年代後雖然資本勢力持續主導態勢，但仍須相當程度回應逐漸茁壯的市民力量，而政策發展的對外依賴雖然呈現在商營廉價製作內化、有線電視開放後頻道影視需求、甚至私募基金入主產業掠奪利潤中，但集結自市民的呼聲試圖從中抗拒，國家政策作為因此而有不同的風貌。從歷史殷鑑中可知政策的消極作為或不作為皆為維護既得統治階層的利益，唯有持續團結公民力量遂行監督，始能讓政策真正地服務於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