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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逢甲大學錄取名單109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

禁淨出出：戰後查禁與淨化下流行歌曲的崎路

為了解決逢甲大學錄取名單109的問題，作者朱英韶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以「查禁」與「淨化」的概念來剖析戰後流行歌曲的流變，透過觀察政令、歌曲創作面與流行音樂市場，掌握戒嚴體制下社會文化活動的實況。過去研究經常將重點置於被查禁的「禁歌」，而忽略「淨化」作為廣泛的政策方向，實際能發生的影響，不只干擾流行歌的傳播，更逐漸內化到台灣人心中。戰後初期到1970年代以前，「淨化」概念依然曖昧，以去日本化、反共抗俄思維為中心的音樂管理政策下，先是徵選歌曲並與「正統音樂家」推動具有敵我意識的藝術、愛國歌曲，再以查禁手段來區分「禁歌」與「非禁歌」，篩選出與官方意識形態相符或對立的歌曲，但對於流行歌市場影響並不如想像嚴重。1970年代以後，隨著都市化、工業化的社會變遷，深

受語言政策、黨國教育以及中華文化復興下精神動員氛圍影響的新世代，也逐漸成為社會中堅。在前一時代萌芽的華語流行歌，與曾經蓬勃發展的台語流行歌，加上因反對西洋樂而生的校園民歌，三者在市場上有所角力，並有其不同地位與受眾。而受官方所接納或利用的一方，其實已經是被「淨化」所篩選。整體來看，社會上形成一套「階層化」現象，不同類別、領域的歌曲，被化約到不同階層，各自享有不一樣的資源，甚至受眾也有所區隔，於是走出各自不同的歧路。台語歌曲便因為廣電媒體空間的壓縮，而遭到新世代的排擠與污名化。解嚴過後，因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國內民主運動、本土化浪潮，廢除了歌曲審查與輔導制度，也不再規定要唱淨化歌曲，但由於黨國教育

的根深蒂固，許多淨化歌曲（特別是軍歌、愛國歌曲等），依然能在不同場合，召喚臺灣人心中的淨化共感與「中華民族」精神，這些現象在選舉、政治動員中特別鮮明，反映特定的社會價值觀。以「淨化」作為一個視角，一種研究方法，不僅能將查禁、禁歌這些制度面上的影響放到整個威權體制中探討，也能更加理解臺灣流行歌曲的政經環境，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能更同情式地理解本土流行歌曲的內容，也更能掌握歌曲與臺灣社會脈動的緊密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