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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南：浪人醫師的徒步台灣西海岸

為了解決香港明星生日的問題，作者吳佳璇 這樣論述：

　　徒步台灣的念頭，在心裡蟄伏已久。 　　「騎車不是比較快？」門診護理師見我看診空檔常常掛在谷歌地圖上，忍不住提問。──吳佳璇 　　二○二○，新冠病毒大流行，世界移動暫停，台灣各地擠滿出不了國的人。經過蒸騰的夏日，徒步台灣的念頭又倏然出現。於是浪人醫師吳佳璇，脫下了醫師袍，來到行政院旁的十字路口，省道0公里，這裡是徒步壯遊的起點。其實出發前一晚，都還沒拿定主意，該走西岸還是東岸……只知道這趟旅程，一路向南。 　　↓一路向南↓ 　　從台一線省道0公里的車流湧動，走到恆春的國境之南 　　橫跨一年半的接力徒步，總長500公里 　　從一個人，走到一群人；穿越了四季、風土與歷史

　　一步步走成了我們腳底下的台灣      　　↓徒步說書人↓ 　　三井倉庫、樂生療養院、新竹動物園、新港社、秋茂園、和美默園、鹿港龍山寺 　　三秀園、西螺大橋、北港朝天宮、國聖燈塔、逍遙園、池上一郎文庫、「獅頭社戰役」現場 　　風土人情、古蹟景點，一路漫談台灣歷史 　　↓走路的人↓ 　　從一個人，走到一群人，從閒散輕裝，走到上癮重症 　　這裡沒有刻苦的徒步雞湯，但有結伴同行的人情百味 　　↑未完待續↑ 　　．．．一路向北．．． 名人推薦 　　＼推薦序／ 　　陳耀昌（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斯卡羅》原著作者） 　　傅裕惠（第九屆國藝會董事、劇場工作者與渴望走路的都市人） 　　小歐（四國遍

路同好會主持人、作家） 　　＼沿路推薦／ 　　木下諄一•作家│李偉文•牙醫師、作家、環保志工│徐銘謙•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康文炳•資深編輯人│張景森•政務委員│ 陳錦煌•醫師、新港文教基金會創會董事長│黃崇凱•小說家│鄧惠文•精神科醫師、榮格心理分析師      　　「有劍有肝膽」。她別出心裁設計了一個「徒步、接力、深度」新模式，「全島而非環島」的新概念。――陳耀昌 　　我其實是會把她這一路向南、一路走入台灣的行動，視為一個最誠懇和最具企圖心的「環島行為藝術計畫」。――傅裕惠 　　與其說是一本台灣徒步遊記，不如說是一種生活模型，一種實踐哲學，更是一種走路體質的最佳範例。――小歐

香港明星生日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星雲大師《在人間自在修行—八識講話》的人間佛教修行觀之探究

為了解決香港明星生日的問題，作者張嘉珈 （釋知芸） 這樣論述：

　　本文研究主旨擬從星雲大師《在人間自在修行-八識講話》中所示的唯識入門方法，了解此一法門在當代人間佛教關懷下的詮釋觀點。佛教三藏十二部經中內含許多觀心、治心、淨心的方法，在《楞伽經》中：「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即是最佳的說明和寫照。當代的佛法如何能延續發揮此一教化的功能，使學人、行者能在生活中落實佛法之運用，是本文擬深入探究的關切所在。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特重直接契入觀心與修心，主張：吾人身心及世間萬法都由唯識所變現，了解身心與萬法實相的關係，即是觀修的起點。為了說明其思想特色及當代意義，本文首從《唯識三十頌》與《八識規矩頌》的義理分析之對照，進一步掌握星雲大

師著作中所詮解的唯識思想，如何做為人間佛教修行觀之基礎，開展出具有時代性的豐富意義。

未來的光陰：給台灣新電影四十年的備忘錄

為了解決香港明星生日的問題，作者林松輝,孫松榮 這樣論述：

台灣新電影四十年之際，十四位作者，二十則給未來世代的觀影備忘錄。 　　台灣新電影——台灣電影史上眾聲喧嘩、光芒四射的時代。這場電影運動一般被認定始於一九八二年的《光陰的故事》，如今四十年過去了，多年來被視為過去式的「故事」仍繼續發揮影響力，而仿若停留在歷史性的「光陰」更超越時空限制，來到此時此刻，迎臨不遠未來。 　　本書錨定的時空以新電影為起始座標，透過二十篇專文共構另種時間軸，溯及五〇年代如《王哥柳哥遊台灣》，游移八〇年代的《風櫃來的人》與九〇年代的《超級大國民》，延伸至千禧年後的《停車》、《孤味》及《瀑布》等片。空間軸則橫跨台灣、香港、中國、東南亞、法國等地，藉由二十個全新的關鍵字

拋開純粹致敬或緬懷的「新電影已死」，以「超越」新電影為核心概念，且增補過往論述中尚未完整的文化史、社會史、藝術跨界、國際連結面向，乃至缺席的歷史文本。 　　由十四位作者與四十載光影之間的跨世代對話，提出詮釋「光陰」的關鍵思索，辯證新電影在當代影史中的另類評論潛能，以此作為備忘，回應仍持續生成的「新電影精神」。 本書特色 　　★ 第一本改寫、補述與重寫台灣新電影的專書 　　★ 以紀念新電影四十年之名，行超越新電影之實的「跨世代」歷史書寫 　　★ 二十個關鍵字Ｘ新電影研究的新方向 各界好評 　　「這本書的二十個從前罕被論及的新電影面向及其延伸效應，我讀得津津有味，隨之翻騰起諸多塞在儲藏室

角落的記憶細節」——鴻鴻（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 　　「這本專書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將學術研究的分析洞見，以評論的篇幅和更為可讀的文字加以呈現」——迷走（《新電影之死》共同編者） 　　「這本書有很強烈的自覺，並不是把台灣新電影當作憑悼的古蹟，對它的論述，與其說是『回到過去』，毋寧說更是『回到現在』，甚至『回到未來』」——張亦絢（作家、《FA電影欣賞》專欄作者） 　　「讓新電影的定義開放，使其重新成為思辨的材料，將它看成產生不同連結的接合處，或許這是四十年後重訪這段歷史，能夠重新於已經固化的歷史結構裡，找回一些紛擾、雜音與挑釁。」——張世倫（藝評人、影像史研究者） 專文推薦 　　詩人、

劇場及電影編導    鴻鴻 　　《新電影之死》共同編者    迷走 　　作家、《FA電影欣賞》專欄作者    張亦絢 　　藝評人、影像史研究者    張世倫 跨世代推薦 　　攝影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    劉振祥 　　樂工    林強 　　紀錄片導演    蕭菊貞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執行長    王君琦 　　演員    莫子儀 　　馬來西亞電影人    張吉安 　　《毋甘願的電影史》作者    蘇致亨

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系譜（1921-1936）

為了解決香港明星生日的問題，作者白春燕 這樣論述：

日治時期台灣在1920、1930年由知識階級參與演出的「新劇」或「文化劇」，受西方文明刺激產生的新文化運動影響而興起，其發展與台灣社會文化特質及歷史處境息息相關。自從台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倡導新文化運動以來，台灣新劇運動開始發展，直到1937年進入皇民化戲劇時期之前為止。這段期間出現許多新劇社團，多數附屬於文化協會旗幟之下，少數是在最初受文化協會影響而成立，或主事者具文化協會會員身分，性質各異，但皆以戲劇改良及社會改革為目的，都屬於台灣新文化運動中的一環，共同建構台灣文化協會的演劇系譜。過去相關的研究成果已大致確認台灣新劇運動與政治社會運動互為表裡的事實，本論文則進一步從個人與劇團、劇團與

政治社會運動的社會網絡關係出發，辨識劇團的屬性及發展過程，試圖更完整、更細緻地釐清台灣新劇運動的全貌。本論文指出，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起於1921年，結束於1936年。在這個系譜的發軔時期，首先在1922年至1923年有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學生戲劇嘗試，接著在1923年冬天出現具組織性的新劇結社，之後全台各地劇團陸續出現。各劇團的成員大多是具有公學校基礎教育的知識階級，具有地緣性、學緣性的關係，在相同的身分階級或政治社會理念下集結而成。劇團之間因成員的交流或派別的合作，使戲劇養分具有支援、傳遞的連續性質。這個系譜裡的劇團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與政治社會運動團體有關的劇團，皆附屬於政治社會運動團

體，受政治力的作用影響。愈左派的劇團，受政治壓制的力道愈強，消失得愈快；左傾程度較弱的劇團，則可以保持較久的戲劇活動。具體而言，新文協派的劇團大部分在1928年官方壓制下停止活動，而民眾黨派的劇團則晚至1931年民眾黨遭解散前後失去舞台。第二類是與政治社會運動團體無關的劇團，其中再依母會附屬團體的有無分為兩類。附屬型劇團以公益募款、社區營造為目的，以戲劇表演為母會團體服務。此類的劇團，不論是附屬型或非附屬型，都不具有政治社會運動色彩，未受到1928年及1931年兩波官方壓制影響，能夠在1930年代持續保有演出能量，直到1936年因戰爭時局變化而自然退場，使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走到終點。此時仍有

一些志在演出的劇團，在1937年轉型為皇民化劇團，戲劇精神與台灣新文化運動背道而馳，已不能納入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之中。從這個系譜可以看出台灣新劇運動是基於政治宣傳而誕生。亦即，台灣新劇運動是一批熱心政治的台灣青年受「新劇」這個新媒體所吸引，將西方現代戲劇的現實批判精神應用於現實中的政治社會運動，以達成思想宣傳的目的所發展出的戲劇運動。台灣文化劇、日本新派劇、中國文明戲的創始期都有這個相同的特點。不過，相較於日本新派劇、中國文明戲經過創始期之後發展出獨自的戲劇形態而進入成熟期，台灣文化劇因殖民政府的取締壓制，戲劇藝術的發展受到干擾中斷，未能發展出完整的戲劇形態，沒有機會進入成熟期。然而，許多不

具有政治色彩的劇團因未受打壓，在1930年代仍保有演出機會，使戲劇養分持續醞釀，甚至到了1940年代皇民化戲劇統制時期，短暫出現了一些出自台灣人之手、具有台灣民族主體意識的寫實主義戲劇。這些戲劇的出現，說明的是1921年以來的台灣新劇運動的道路雖然荊棘滿佈，但已播下足以開花結果的種子。因此，我們從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看出台灣新劇運動的意義是：它以新的載體傳播思想現代性，同時也達到戲劇現代性的傳播作用。也就是，1920、1930年的「新劇」或「文化劇」，是台灣新文化運動除了演講、報紙之外另一項宣傳利器，在政治社會運動發展上升期，發揮了文化啟蒙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達到戲劇現代性的傳播作用，使得因政

治社會運動而興起的新劇，未隨著政治社會運動的衰退而中斷，在政治社會運動發展下降期的1930年代，仍然保有演出能量，使新劇觀念及舞台經驗得到累積與傳承，並且從台灣人的主體性出發，對於戲劇進行再生產，創造了日治時期台灣人獨有的戲劇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