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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

為了解決日象快煮壺維修的問題，作者俞為潔 這樣論述：

一種文化的特質必然最明顯地呈現在當時人們的衣、食、住、行之中，良渚文化豐富的考古發掘讓我們有機會了解遙遠的良渚文化時代，太湖流域的人們是如何生存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之上的。 本書作者選取「衣」和「食」這兩個與生存最緊密相關的問題，解讀目前所發現的器物和遺跡，詳細揭示良渚時期人們的飲食和穿著情況，並探討了他們的飲食之儀和衣飾之美。 作者簡介： 俞為潔，女，1963年生，浙江杭州人。1985年獲杭州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浙江農業大學農學碩士學位。1988年進入浙江省博物館工作，2003年調入浙江省社科院，主要從事中國史前史和農業史的研究。至今已發表60余篇論文，出版了多本獨

著或合著的書籍。 上編：食稻之民 第一章 稻之耕貯 一、稻遺存：食稻的見證 二、秈與粳：選擇的結果 三、農田的耕墾 四、農田的管理 五、刀與鐮：收獲之具 六、干欄：貯糧之所 七、杵與臼：脫粒和脫殼 第二章 魚肉果蔬 一、螺蚌魚蝦：水中之肉 二、飯稻羹魚：聰明的組合 三、鹿豬牛雞：地上之肉 四、菱橡薏芡：淀粉質的補充 五、桃李瓜蓼：果甜蔬嫩 六、存疑篇 第三章 鼎煮覷蒸 一、灶與祭灶 二、水井與清潔水源 三、石刀與廚刀 四、鼎：三足穩立的炊器 五、甑箅：蒸汽的妙用

六、葫蘆器 七、梅：酸味調料 八、紅蓼：辛香料 第四章 米酒之釀 一、稻米：釀酒的原料 二、紅蓼：南方草曲 三、野葡萄與混和酒 四、醪醴之液：甜而稠 五、杯壺：酒器大盛 六、過濾器：不確定的命名 第五章 飲食之儀 一、席地圍食：食儀初萌 二、豆盤缽碗：飯菜分煮 三、匕匙勺：羞退「五爪龍」 四、漆玉美陶：等級分明下編：衣麻之族 第六章 衣之原料 一、苧麻：通爽之質 二、蠶絲：天蟲之精 三、羽皮：禽之羽獸之皮 第七章 紡織縫紉 一、紡輪：線之績紡 二、織機：布之織造 三、針線

：衣之縫紉 第八章 衣冠鞋履 一、羽冠：羽民之識 二、帽子：寒璁之御 三、紐扣：衣之開合 四、腰帶：束衣之具 五、木屐：通氣的木鞋 第九章 裝飾之美 一、梳篦笄：發之飾 二、半圓形飾片：冠帽之飾？ 三、豬獠牙：勇武之相 四、珠管串飾：平常之中別尊卑 五、璜：項之墜 六、塊：耳之飾 七、鐲：累贅之美 八、指環：指之飾 九、縫綴件：華服閃爍 第十章 齒膚之飾 一、拔牙：殘缺之美 二、文身：未定的爭論後記 年近「耳順」，不免時時回想過去，近五年來直接從事良渚遺址保護的酸甜苦辣，

以及過去二十多年間親身經歷、體驗和參與良渚遺址保護的點點滴滴，都如昨日之事歷歷在目，而將這些瑣屑零碎的如煙往事俯拾起來，竟然就拼綴出良渚遺址保護歲月蹉跎的依稀景象。 1936年12月至次年3月間，施昕更先生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館（現浙江省博物館），對棋盤墳、橫圩里、茅庵前等六處遺址小規模試掘，揭開了良渚遺址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序幕。上世紀50年代，隨著長墳、邱城、水田畈、錢山漾等一系列遺址的考古發掘，以良渚遺址為代表的杭州灣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的獨特內涵和土著特性日漸顯現，受到了一些考古學家特別的關注，1959年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所長的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56年即已

被浙江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第一批一等文物保護單位的良渚遺址，作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1961年被浙江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然而，隨後的二十年間，作為省級重點問文物保護單位的良渚遺址，實際上並沒有獲得多少與之身份相符的有意識、有法規依據的長效保護，尤其是在1963年蘇家村遺址的小規模考古發掘之後，良渚遺址的發掘與保護，隨著浙江省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的全面停頓，也進入了一段長達十七年的真空期。此時，反襯文物工作慘淡的，則是「農業學大寨」口號下全民動員改造河山的狂躁，以及農田水利建設與東苕溪堤塘維修加固等現實需要下的頻繁動土，於是，許多高山地面的台墩型遺址首當其沖地成為挖取土方

的對象，遭受破壞，良渚、瓶窖、安溪、長命一帶固有的地形地貌和良渚遺址的景觀都因此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雖然省、市、縣文博部門的有關人員，當時也曾對動土中出土文物的相關地點作了現場踏勘與調查，並征集了位數不少的出土文物，但終因種種限制，未能實施進一步的搶救性考古發掘或保護措施。如今回想那段歲月，扼腕之余唯一能夠讓人感到些許欣賞的，是當時也有一些熱心的文物保護工作者，穿梭於田野村庄，從事這文物的收繳和遺址的管理，不少農民在動土中發現的文物，也能自覺上交省市文博管理部門，從而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良渚遺址考古發現井噴期的到來，提供了諸多極具價值的線索。 1981年吳家埠遺址的發掘，結束了良渚遺址長

達十七年的考古真空期，接踵而至的則是一系列震驚中外的考古大發現。1986年反山墓地、1987年瑤山祭壇與墓地、1991年匯觀山祭壇與墓地、1993年莫角山大型建築基址，這些均被評為當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考古發掘，徹底顛覆了人們先前對於良渚遺址規模、范圍和地位的認識。反山墓地發掘後不久，王明達先生即提出了「良渚遺址群」的概念，將浙江余杭縣良渚、瓶窖、安溪、長命兩鎮兩鄉以及德清縣三合鄉三四十平方公里范圍內的四五十處遺址點，視為良渚文化相互關聯的遺址群落和「占有相當重要地位的不足聚居中心」。緊接著，瑤山、匯觀山、莫角山等遺址考古發掘所揭示的內涵，更奠定了「良渚遺址群」在良渚文化中最高層次中心

聚落的地位。上世紀90年代後期，又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的系統調查與鑽探，「良渚遺址群」范圍內包括墓地、祭壇、大型建築基址、大型防護性工程、村落、制玉作坊等各類遺址一個龐大而完整的、帶有早期「都邑」性質的空間形態。以此為基礎，對「良渚遺址群」的認識，此時也實現了由點到面的突破，人們不再將其僅僅視為一處由一百多個遺址點組成的「遺址群落」，而把它看做一個精心規划、有著明確功能分區的統一整體。「良渚遺址」，這個由施昕更最先提出、一度被「良渚遺址群」所替代的舊名稱，重新回歸，成為對這一良渚文化最高層次中心大遺址的專門稱謂。1994年，良渚遺址因其在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無與倫比的重要價值和保存的完

整性，被國家文物局列入中國申報《世界遺產名錄》的預備清單，國家文物局專家評價說，良渚遺址重大價值的不斷揭示，已經改變了以往人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時間、方式、途徑等重大問題的認識；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 隨著價值的不斷提升，對良渚遺址的管理和保護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就在良渚遺址因一次次重大考古新發現而風光無限之際，省、市、縣各級政府及各級文物管理部門，卻一次次地體會著遺址保護的艱辛和困難。改革開放以來，地處杭州市近郊的區位優勢，使得良渚遺址所在的良渚、瓶窖兩鎮和安溪、長命兩鄉，迅速加入了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集鎮規模急速膨脹，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給遺址保護

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前後興盛起來的石礦開采業，在致富一方的同時卻造成了遺址大環境的持續惡化，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良渚遺址北側天目山余脈大遮山丘陵地帶有同時開采的大小石礦30多家，每家年產量從幾十萬噸到數百萬噸不等，使得這一片自古以來適宜人居的良善秀麗之地，每日籠罩在隆隆的炮聲和彌漫的粉塵之中，山不見翠，滿目瘡痍。在遺址大環境持續惡化的同時，遺址本體業面臨著嚴重威脅，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良渚文化玉器黑市價格的不斷走高，盜挖良渚遺址、倒賣良渚文化文物的現象一度猖獗，根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規律站上世紀90年代晚期的調查資料，良渚遺址135處遺址點中，在上世紀八九十

年代遭盜掘、留下盜洞的至少有25處。 因此，如何在各種利益、各方力量的博弈中，建立起長效有力的管理體制和保護體系，強化良渚遺址的日常管理和保護。如何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與遺址保護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減輕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對良渚遺址本體及其周邊環境的破壞。如何依法堅決打擊盜挖盜賣的犯罪行為。構成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良渚遺址保護不懈努力的核心內容。1987年余杭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反山遺址一側設立了良渚文化遺址管理所，專司良渚遺址日常巡查和管理，使遺址保護有了常設的機構和專門的人員。1990年，余杭縣人民政府頒布《關於確定良渚文化遺址保護范圍及建設控制地帶的通知》，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

要求對良渚遺址實施管理。1993年，浙江省文物局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良渚工作站，參與良渚遺址的日常管理和保護，並全面負責遺址保護范圍內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工作。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法【1995】133號文件的形式，批准公布《良渚遺址群保護規划》，明確了總面積為33.8平方公里的良渚遺址保護區范圍，並在保護區范圍內划定了重點保護區、一般保護區與建設控制地帶，要求嚴格控制遺址保護區內的各類建設行為，良渚遺址保護自此走上了依規划管理的道路。同年5月3日，浙江省還成立了由分管副省長任組長的良渚遺址群保護領導小組，從宏觀上指導和協調良渚遺址的保護、規划、管理、發掘、研究和利用等重大問題。

1996年，良渚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9年，國家文物局就加強良渚遺址保護工作專門致函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出「良渚遺址是我國和人類的罕見的珍貴歷史遺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並提出了擴大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建立考古遺址景觀及生態保護區或國家遺址公園、加強組織領導和投入、另辟新區發展現代化的城鎮和工業、抓緊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前期准備、組織多學科的力量投入工作等多項建議。┅┅